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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弃梁学韩”的启示

2015年11月10日 09:56:07 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

    摘要:主席听人劝,摒弃康梁之弊,转学韩愈文章,获益匪浅。媒体听人劝,新闻转型内容升级,料会天天开门大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观察者网连载《人生沉思录》,其中有两条是关于写文章的:

    1180.文章的任务重在解决问题,而不重在解释问题。解释问题可有千万种方案,而能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能是少数几种。不解决问题的解释——列宁说“它无疑的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正如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可形成解决方案的解释可能只有几种乃至一种。写出最接近解决方案的解释文章,就是我们需要的好文章。

    1193.梁启超文章激情万丈,但空论较多,于事无补。毛泽东年轻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36年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个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劝他少学梁启超,多学韩愈,这话对毛泽东帮助很大。(“袁大胡子”即袁仲谦,1914年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师。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青年在湖南一师时“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见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文风如人,梁启超那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高亢作风,促成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但当他将光绪推向变法的高峰时,却发现他留在光绪及其变法事业前面的只有纵身跳崖一途了。

    韩愈为文倡“文以载道”、“文道结合”,又重“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可以说是既重里子又重面子,单单一篇《进学解》,里面的“业精于勤”、“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等等,都成了流传千古的成语。今天网络时代,也有不少“新成语”,比如“不明觉厉”之类,但与韩氏成语比起来,天壤之别。

    今天说韩愈,重点不在辞章造诣,而是对照康梁,解决为文“态度不严肃”、“似是而非”、“以势吓人”、“强词夺理”的问题,避免“能生事而不能成事”的“新闻记者的手笔”。要做有用的文章,言之有物,回答现实问题。眼下,记者、评论员的文章,装腔作势的太多,半通不通的太多,人云亦云的太多,不知所云的太多。再就是纠缠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太多,直面重大社会现实、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太少,娱乐化庸俗化有余,理性自主思考不足。

    当今中国,现实新情况新问题这么多,是做新闻、写文章的黄金年代。出产不了好新闻好内容,不能一味埋怨客观环境,而应在主观上发力。谁都知道,做个滑溜里脊要比拌个猪耳朵难得多,费劲得多。可是,总想图省事,迟早要关门的。

    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最近有段话:“报纸(比出版社)先碰到关门的问题并不奇怪。内容产业包括三个层次:信息、知识和智慧。报业更多是生产信息,而出版业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智慧层面,生产信息的必然先于生产知识和智慧的受到互联网冲击。……如果报纸不能从知识层面生产信息,只是在海量信息层面做文章,竞争不过新媒体是自然而然的事。”(东方早报,2015-08-09)

    信息重在告知,今天人人都是信息员,报纸等传统媒体在信息生产(搜集、传播)方面仍需着力,但已不占优;从内容产业分工角度讲,社会、民众能办愿办的事,谁也竞争不过,媒体机构该松手就松手。

    知识和智慧,重在解释问题、解决问题。生产知识和智慧,要比生产信息难得多,但是,若不转变转型,就会碰到关门的问题。从内容产业分工角度讲,社会、民众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恰恰是媒体机构该抓起来的事。

    听人劝,吃饱饭。主席听人劝,摒弃康梁之弊,转学韩愈文章,获益匪浅。媒体听人劝,新闻转型内容升级,料会天天开门大吉。

    全是凉菜小菜,怎算待客之道?没听见顾客在喊么,上硬菜!(观其)

【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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