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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中国新闻奖

2015年11月09日 15:29:57 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

    主持人:黄馨茹 蔡笑元

    嘉 宾:李学梅 北京日报编委、社会新闻部主任

    张 凌 中国青年报全媒体协调中心编辑

    杜金存 江西日报资深调查记者

    兰传斌 大众日报总编室编辑

    主持人的话:作为全国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中国新闻奖是很多新闻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一。不久前,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落下帷幕,本期茶座,邀请曾获得这项殊荣的记者们,聊聊他们的获奖故事。

    我的三次中国新闻奖

    李学梅

    当记者25年,很幸运,我曾经获过三次中国新闻奖,但都是三等奖。

    第一次获中国新闻奖,拼的是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的勇敢。

    那是2003年的春天,“非典”突然袭击了北京。由于疫情来得非常突然,且各种情况不很明朗,社会上传言纷纷。我当时是北京日报社会新闻中心跑医疗卫生口的记者,也是北京市最早参与报道非典的记者。几个月里,我每天住在报社,跑遍了北京十几家“非典”定点医院,并揣着相机深入重症监护病房,最近时距离气管切开的危重病人只有不到一米。

    4月初,社会上对“非典”还不太了解,一些猜测开始在坊间流传。4月9日,我一口气采访了刚刚转运完病人的120急救车司机、刚刚走出隔离病房的佑安医院大夫和疲惫的北京市疾控中心流调人员,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回到单位已经很晚了,我顾不上吃晚饭,连夜写出通讯《非常考验下的非常战士》。这篇报道刊登在2003年4月10日的北京日报一版,引起了强烈反响。“非常战士”一词,也作为那段特殊时期白衣天使的代名词载入史册。

    第二次获中国新闻奖,拼的是选题和采写的细致。

    2011年的9月,北京同仁医院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砍了21刀,短短几天,事件在社会上持续发酵,不少媒体的态度摇摆。在这种情况下,党报不能失声,但又不能仅就事论事。

    我和另两名记者深入同仁医院,从清晨到深夜,蹲了整整一天。我们兵分几路,在医院的门诊、病房、手术室、药房、监控室,甚至食堂等岗位充分采访。用白描的手法,还原了北京这家三甲医院一天的忙碌状态和医护人员的状态。

    《同仁一日》发表在2011年9月29日北京日报一版,全文近4000字,发表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同志批示:“走转改”要关注社会热点,现在的有些热点、矛盾与信息不畅通、不对称有关,记者可到医院真实记录医务工作者的辛劳奉献。

    第三次获中国新闻奖,拼的是策划的角度和呈现方式。

    2013年,我已经是部门主任,部门里的年轻记者方芳接替我跑医疗卫生口。正赶上当时的北京市卫生局有一个体验项目,希望让记者到医院挂职一段时间,深入了解医疗卫生行业的酸甜苦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向报社建议让方芳去挂职,在报纸上为她开专栏。2013年1月,《方芳看急诊》专栏出现在北京日报一版。

    这不再只是简单的一天体验,而是为期3个月的挂职蹲点。方芳以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助理的身份,和医生护士一起上白班、值夜班,记录下急诊室中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每当她疲惫但兴奋地回到报社,我们就在一起筛选故事、确定主题,并建议她在见闻后面配上记者短评,写下思考。栏目坚持了3个月,虽然篇目不是很多,但篇篇用心,而且呈现形式新颖。我作为这个栏目的编辑,获得了中国新闻奖。

    三次获中国新闻奖,中间的跨度是十年,见证了我在新闻路上的探索与尝试。正如《青年记者》约稿信中所说:获奖时的兴奋在时隔几年后会渐渐消退,但采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和喜怒哀乐会是不灭的回忆。作为记者,与回望过去相比,我更喜欢思考明天该做些什么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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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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