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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生意

2015年10月09日 15:39:19 来源: 《青年记者》杂志

    ● 高明勇

    近期读学者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即民国时期民生公司普通职员何现伦六十年前的日记。日记中,何现伦写道:“《观察》这个杂志,我非常兴(欣)赏它,因为它的言论很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实在直爽,敢说敢写……这一本每期不到七八页(原文如此,疑有误——冉注)的小册子,现在都四千多元一本,真吓人!”

    这段日记,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观察》在当时影响很大,言论犀利;二是价格虽偏高,但读者仍愿意买。简言之,作为一份倡导言论自由的政论刊物,《观察》的生意做得相当不错。

    这让我想起十年前的一段阅读经历。当时读到《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罗伯特·达恩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眼前一亮,当时就想,一直被供奉在圣坛的启蒙运动,怎么会与“生意”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生意”角度看待“启蒙运动”,能看到什么?

    “生意”并非贬义词,也可说是从传播出版的角度,或者媒介经济学的角度,罗伯特·达恩顿在书中提出了六个问题: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

    其实,“启蒙运动的生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从生意的角度打量言论自由,同样别有味道。民国时期储安平创办的《观察》,恰恰提供了从生意角度打量言论自由的绝好案例。

    《观察》的生意奇迹

    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其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刊物。两年后,1948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著名的“《观察》事件”。

    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发行史,《观察》最高发行数达到过105000份。假定每份平均10人阅读,实际读者在100万以上。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创造奇迹的《观察》,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

    在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储安平开宗明义:“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核心信息有三个,就是“动机至诚”、“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毫无偏袒的评论”。这一点,与储安平提倡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定位,如出一辙。

    但是,客观地说,生意上的成功,或许可以带来言论独立的可能性,而言论自由,并不必然带来生意上的成功。

    关于这个刊物的生命能否维持,创刊之初,储安平就对市场有了明确的定位认知, “当时我们笼统地建筑在两个假定之上”:

    一个是作者资源:“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我们自己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

    一个是读者市场:“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的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

    作为一份定位清晰的政论刊物,如果对作者资源和读者市场都有很大把握,可以说已经奠定了生意成功的基础。

    生意奇迹的报告

    储安平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定期撰写类似于总结性质的“报告”,向读者详细介绍《观察》的成长。

    这些“报告”,分别是《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2卷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3卷报告书》、《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4卷报告书》、《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1949年〈观察〉的复刊辞》。此外,还有一个《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从“忍耐”到“艰难”,再从“撑住”到“尽心”,也写尽了储安平的办刊心路历程。

    如果说《观察》上的政论文章处于前台的话,那么他的这些报告书就是办刊的后台大揭秘。这些报告书,涉及内容相对具体,分别是每期刊物的开支、销路、“定户”,以及《观察》丛书的经营情况,包括业务上的苦痛、编辑检讨、流言与警告等,还有不少统计数据和分析表格。对于“定户”,他根据统计分析,进行职业分类和地域分布的图表化展示。

    他还根据读者反馈及时调整编辑策略。比如,根据第2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读者大都不欢迎本刊刊载科学文字。关于文艺,也有许多读者希望减少,主张由其他文艺刊物负这一部分的责任,认为《观察》应当多腾出篇幅来登政论的文章”。于是,在第3卷就有明显调整,“在第3卷上,即很少刊载科学文字,文艺则不规定每一期都有。文艺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时,我们乘此向读者表示:我们的确相当接受读者的意见,并见之于事实”。

    与之同时,每期刊物发行后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反响,“报告”中都有体现:“3卷9期编者所写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物对于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反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观察》的发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会局曾以公函召本刊发行人于11月7日在社会局谈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秘书长于10月27日来访未遇,后来约期于11月9日谈了一次。两次的谈话都没有什么严重。”

    独立言论需“生意”论证

    以今日眼光观之,这些核心内容或涉及商业机密,或涉及主管部门的管理纪律,乃至办刊的困难等等,保密尚且担心力有不足,公开更是不可想象。那么,储安平为什么要详细撰写并公开这些“报告”呢?

    首先,独立评论需要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而两者都不仅仅需要宣称和强调,不仅仅需要文本的彰显,也需要相关账务的公开透明——有无政治勾兑或商业交易,文本上并不容易发现。

    对于媒体而言,很多时候,有无“以言论作交易”,或者说有无因广告等资金投入而在言论上有所妥协,如果自身没有公开,外界很难获悉。对此,储安平在《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中声明:“在过去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

    同时,他也指出:“一、一个刊物要维持他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绝不能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而这些报告书,类同于今天上市公司的财报,普通读者可以很容易看到经营状况,办刊的种种遭遇,其价值并不亚于《观察》上刊发的政论的价值。

    其次,创办刊物,作为公共舆论机构,必须对读者负责。

    储安平秉承“负责、迅速、公平”的办事精神,尽管他也知道。“在中国社会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希望贯彻这种精神了。”

    对于报告书中公开的“发行数字”,储安平说:“都是实在的,并无一般虚报的习气。我以发行人的身份,向社会报告这个发行数,我负人格上的责任。”

    而在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中,更容易看到这种负责的精神。“我们对于作者,都是最尊敬并最热诚的。我们向作者索稿,从来不写‘八行’信,从来不叫人代笔。我们每次去信都是恳挚的,而且大都是长信。”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时一位作者给我们写4000字,但我们前前后后所给他的信,恐怕有时竟不止4000字”。

    当然,也包括践行对“征股简约”的承诺。创刊之初,股款不易筹措,“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的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他还对读者表示,“现在社会诡诈百出,读者和我们向未谋面,似亦不能单凭我们的文章就相信我们,我们劝他们慎重出之”。

    同时,关于财务,“征股简约”第四条明确:“出版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

    储安平在第一份报告书中写道:“我们应于今年9月,向股东提出财政报告书。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简略的报告:本社的资金是1000万元,但是现在在账面上,本社的资金已超过2000万元。我们愿意向股东说明,我们在筹备时期,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迁移,我们都没有用什么钱。甚至在开办的时候.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借以节省支出。”

    所以,每期报告书中都认真坦言办刊的经济账,不排除出于对“股东”负责的因素。

    1951年4月15日,当名存实亡的观察社召开第二次股东会议时,储安平报告了《观察》从创刊到封门再到复刊的财务状况,并提出善后事宜。会议决定,结余股款按照股份平均摊发,账册由储安平一年后销毁。有股东评价说:“过去投资文化事业,实际就是捐赠,从不指望把钱收回,但是像储安平这样有始有终者实在罕见。”

    如此报告一家刊物,在中国百年来的言论史上,即使不是独此一家,也可算是凤毛麟角。也许报告本身,与言论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却足以论证一家刊物的言论立场。

    参考文献:

    ①储安平:《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②储安平:《储安平集》,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③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④韩戍:《储安平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

【纠错】 [责任编辑: 高海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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