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方大曾 首位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

    舅舅的底片

    舅舅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北京协和胡同家中留下了两小木箱底片。外婆说，小木箱是舅舅在院子里盖灰色小木屋时请木匠一并做的，有1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来高，外面漆上土漆专门用来装底片用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日伪统治下的京城一片恐怖，到处抓人，胆小的外公怕舅舅留下的那些记录抗日运动的底片惹事，先抱了一个木箱到厨房烧，因家对门的三层小楼上住着日本人，晚上烧怕有火光被发现引起怀疑，白天笼火做饭时就烧一些，后来外婆发现就把另一箱底片藏在了她的大书箱里，这才使舅舅的一箱底片幸免于难。

    日本投降后，外婆就把小木箱放在了她卧室的平柜上。这箱底片是家人对舅舅的一个念想，看见它就好像舅舅还在，觉得总有一天会回家来拿他这箱底片。但谁都没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却很无奈地失去了它。

    1966年夏，“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最初是在社会上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舅舅的那木箱底片让家里人很紧张，因为他拍摄的《绥远抗战》都是抗战初期布防在绥远前线的傅作义部队，官兵们服装、帽徽以及旗帜都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识，在那个年代收藏这些是犯忌的；他在通讯《冀东一瞥》中，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十分猖獗的娼、赌、烟、毒、走私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照片，那时也都是有口难辩的“四旧”。万一这些底片让“红卫兵”看到，不用说底片，家里的人将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在银行工作的姨妈就来和母亲商量怎麽办，姨妈说她打算瞒着外婆把舅舅的那箱底片交到她工作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无奈地说，也只能这样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姨妈在工作单位的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红卫兵办公室”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就放这儿吧。”失落的姨妈回到家里，母亲告诉她外婆已经知道了送底片的事。母亲说，那天外婆问她小木箱怎么不见了？没想到告诉她真相后外婆表现异常平静，沉默了一会儿，像自言自语的说了五个字：“听天由命吧”。

    一周后的一天，我正在家休息，上午十点左右，突然听到擂鼓般的打门声并夹杂着喊开门的吼声，我刚打开院门，一群带着“红卫兵”袖标的男女们冲进来直奔后院姨妈家，进屋就乱翻乱砸。他们说是姨父工作单位的“红卫兵”，莫名其妙地说姨父私藏有手枪。因为是亲戚，我们家也没能幸免，连地板都撬了。抄家一直持续到午后，结果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找到，只好扫兴而去。下午，姨父下班回家，见到疮痍满目的刧后院落，满腹冤屈的他气得以头撞门，姨妈含泪安慰他说：“人能平安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家人都很庆幸舅舅底片没有在家里，否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1968年初我离开北京到四川工作，行前去看外婆。83岁的她精神已经不是很好了，在卧室里正斜靠在床上闭着眼睛养神，床边平柜上原放置小木箱的地方已改放了一张舅舅在中学读书时的自拍照。那时我也已经非常喜爱摄影，自然就和外婆聊起舅舅，她可能已经意识到舅舅回不来了，很伤感地对我说：“你照相时可别像你大舅，他太爱冒险了。”她也知道自己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又说：“你们记着，等我死了用小木屋给我做个棺材。”我非常难受，心中在流泪，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够实现愿望，但当时还是点头应下了这个不能兑现的承诺。我知道，外婆至死都想和儿子在一起。一年后外婆去世，她到底没能舅舅的归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退休后的姨妈有一天到原工作单位去玩，在工会办公室的角落里几张废报纸包着一叠叠粉红色的袋子散落在地上，姨妈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哥哥的底片。这些底片每一张都是装入一个半透明纸做的内袋，然后再放入一个粉红外袋里，外袋上印有“德记商行”“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的字样。兴奋的姨妈立即找到工会负责人，负责人说“‘红卫兵办公室’早就不在了，这些东西没人管，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欣喜若狂地姨妈迅速把底片小心拾回，仔细包好带回了家。又过了些日子，姨妈又去工会参加退休职工活动，聚餐时看见食堂大师傅用装底片的小木箱在卖饭票，她就跑到街上买了一个白铁皮做的箱子，找到大师傅商量换回小木箱。说明情况后大师傅很爽快地答应了。失而复得，舅舅的小木箱和底片离开家十三年后又奇迹般地回到家中，这是它躲过的第二次刧难。

    舅舅底片回来了，姨妈开始悉心整理，她希望能出版点什么来纪念她的哥哥，一个退休的老人凭着妹妹对哥哥的崇敬和思念，苦苦地不断寻找着各种机会。1989年，姨妈通过上海一个熟人的关系终于结识了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的摄影史学家陈申先生，之后就把舅舅的底片交给了他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1993年在陈申先生的推介下，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看到了这些底片，阮先生对舅舅的摄影才华，对中国三十年代有如此杰出的摄影师感到惊叹，决定在他办的《摄影家》杂志上出一期专辑，为了保证质量要把选出的底片带到台湾，因为只有他亲自放大，才能把作品做最好理解和呈现。姨妈非常乐意舅舅的作品出版，但得知阮先生要把选好的50张底片漂洋过海带去台湾就十分犹豫，最后阮先生的诚意打动了姨妈，同意了他的要求。我记得后来姨妈还曾写信到四川，嘱咐我写信给阮义忠先生询问，生怕底片邮寄回来时丢失，我很理解她的担心。其实，阮义忠先生对舅舅底片的珍爱并不亚于姨妈，就在他怀揣着50张底片乘飞机回台湾在香港着陆时遇到台风，阮先生在《摄影家》杂志“方大曾专辑”中有如下一段让我很感动的惊心动魄的描述：“一想到那一天，那种紧张恐怖，死里逃生的感觉就明显地回来了。第一次觉得如此接近死亡。我的右手和太太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用看脸色也知道，两人都已经吓得半死了。我们和东方航空公司飞机上的一百多位乘客一样，在一片惊吓的惨叫声中意识到，自已可能就这样没有了。飞机是从上海开来的，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上，轮子已经快要触地，可感觉上好像坐在摇篮里，或是断了线的大风筝上。机外正刮着强烈的台风，我们那位十分可能是战斗机架驶员转行的机长，在飞机被强风迎面刮上来之后，还不死心地想做第二次降落，飞机一往下冲就被风吹上来，一往下冲就被风吹上来。这个时候，惨叫声已经变成了无助的哀号，所有的人都把命交出去了，只能任机长和死神拔河……”后来飞机返航平安降落广州，“久久之后才有办法平息下来的我跟太太，彼此相询，快要玩蛋的那一刻在想什麽，太太说，她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才十二岁的儿子该怎麽办？我老实告诉她，我一心只挂着左胸口袋里的50张底片，觉得我对不起它们的作者小方，这位可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家，将随着我的死去而使他最好的作品永不为世人所知。他已经够倒霉地失踪，且被遗忘了五十多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一次。”这是舅舅的底片第三次遇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