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方大曾 首位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
张在璇（左）、冯雪松（中）、陈申（右）出席澳门《方大曾遗作展》开幕仪式
灰色的小木屋
我没见过舅舅，听母亲说，在我还没出生的前，他就只身离家到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采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我第一次听说家里还有个舅舅，是1950年5岁时随父母从上海回到北京协和胡同七号外婆的方家老宅。老宅很大，占地有一亩多，分前、后两个院落，布局呈“日”字形。北边一排房外婆住，南边一排房姨妈家住，中间一排是我们家。前院的西边有一条过道与后院相连，前院东南角坐落着一个碉堡样的灰色木质小屋，2米多高，4尺见方大。木屋做工十分精细，严丝合缝，拉开门的右手边一米多高的地方开了一个32开书本大的“窗”，上下安有木槽，可以插换定做的红、绿玻璃及木板，插上木板关上门黑的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真是我和哥哥玩耍的绝好去处。一天，我们在“碉堡”里玩“打仗”游戏，动静很大，正玩在兴头，遭到外婆的一声厉喝：“你们别在那儿祸害，都给我滚出来，这是你大舅的东西，谁也不准进去！”我从此知道了母亲有个弟弟，我有个舅舅，外婆有个儿子，知道了舅舅在外婆心中的重要位置。后来我知道这个灰色的小木屋是舅舅冲洗胶卷制作照片的暗房，家里人谁都不愿去动它，直到1969年外婆去世，都原封原样地保留在前院的角落里，因为家里人都知道小木屋是外婆对儿子的念想。多年来，外婆一直不肯离开协和胡同老宅。外婆说，她和舅舅有个约定：“你无论走多远，走多久，回来就到协和胡同来找我，我永远不会搬家，一直等着你。”但是，外婆到底没能等到舅舅归来。然而，忠孝不能两全，在国难当头时，舅舅所能做的首先是一名忠勇的爱国志士。
失踪的战地记者
舅舅方大曾，又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生于北平（北京）。1931年毕业北平市立一中。听母亲说，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喜爱摄影，慈祥的外婆花了七块大洋给他买了一台蔡司折叠相机。从此，对摄影酷爱使他一发不可收拾。姨妈方澄敏说，舅舅经常背着相机，一把雨伞，一个背包，徒步到处去拍照，1929年他在北平发起组织创立了“少年影社”，在社会上举办过公开影展。1930年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反帝大同盟”，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并与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年冬天就勇敢地背着相机到绥东抗日战场采访。1936年身为中外新闻社记者的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绥远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抗战初期采访了著名的绥远抗战，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发表了《绥远前线视察记》等战地通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10日，有着强烈新闻敏感和记者责任感的舅舅得到消息后，立即背着照相机骑着自行车第一时间赶到卢沟桥事变现场采访，向世界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披露了事变的真相。据姨妈回忆，舅舅这次采访返回途中被日本兵拦阻盘查，因他个头很高，又长了满头斯拉夫型的栗色头发，加之遇事十分冷静，拿出了中英文的中外通讯社名片，也许是“外”字“唬”住了日本兵，居然得以脱身，平安回到家里。回来他匆匆发完稿后，7月23日带上家中所有的40个胶卷，纸笔和墨水，最后告别了家人，又只身去了硝烟滚滚的抗日前线。他知道哪里能写出最好的抗战新闻和拍到最好的照片，他知道哪里是新闻记者最该去的地方。不久，《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英姿》、《我们为自己而抗战》、《民众慰劳》、《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摄影报道相继被国内外报刊编发。多年以后著名记者陆诒在《悼念抗战初期牺生的小方》一文中写道：“我和小方相识，时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7月28日，我们从保定去长辛店前线采访。范长江特赶到车站送别，并为我们作郑重介绍。当时小方已任《大公报》特派记者……，我们搭平汉路上的兵车到长辛店后，即直奔三十七师戴旅长部访问，戴旅长已到前沿阵地指挥去了。走回长辛店的路上，小方为一个年仅16岁的士兵照相，他身上背着自己的步枪和大刀，手执日本军官的指挥刀、望远镜之类的战利品，笑嘻嘻地凯旋。这时一颗炮弹正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顾地对我说：‘今天收获不小！’当晚宛平县政府秘书长洪大中接待我们住在长辛店政府办事处，前线炮声彻夜不息。29日上午，我们随军撤退。30日早上回到保定，范长江为我们庆幸生还。当天下午，保定又遭敌机狂炸，孙连仲部队陆续开赴前线，接替二十九军防线。长江和我当晚即搭车回南方，留小方在保定，继续采访平汉路北段战讯。”这是范长江与陆诒最后和舅舅分手的场情景。1937年8月至9月《大公报》上舅舅的战地报道不断，真实地向国内外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敌的英勇场景。家里的亲人一直得不到舅舅的消息，只能通过《大公报》了解他的行踪，在上海的父亲每天回家都要买一份《大公报》，母亲说他们清楚记得 9月17日和25日还看到舅舅的文章《从娘子关出雁门关》和《血战居庸关》，但自9月30日见到他《平汉线北段的变化》这篇战地通讯后，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在这篇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的战地通讯似乎成了他的“绝唱”，文尾注道：“九一八，写于保定，寄自蠡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