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七夕”这个浪漫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重温我国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和夫人沈谱的爱情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结合的他们，经历了数年聚少离多、与危险相伴的日子。原光明日报记者王玲在沈谱生前对其进行了采访，从老人的口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坚守、对爱情的执着。
范长江（左）和沈谱
重庆·新婚
不知对方是党员
当我和长江的友情有所上升，将进入初恋的时候，我理智地考虑着今后一生能否永远携手前进的问题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是中共党员，长江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我们对人生奋斗目标的默契，又是那么的协调。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虽同在重庆工作，但都不知道对方是否是党员。
因为，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的。我自然先征求单线领导我的邓颖超大姐的意见。她表示“可以放心”，但仍嘱我对他亦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长江也是共产党员。1939年5月，在重庆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内，范长江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由周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党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然，长江和我结婚也征得了周恩来的同意，但也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共产党员，只是告诉我们，可以发展。
我的父亲沈钧儒，是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之一。长江是救国会会员，经常向我父亲请教，因此认识的我。我父亲对长江的为人及才华是很满意的。
新婚的范长江和沈谱
1940年12月10日，我和长江喜结良缘。在重庆结婚那天，父亲在来宾的签名簿首页上，亲笔题下一首诗：“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祝吾婿与女，黾勉同心结。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鸡鸣怀古训，毋恋衾忱热。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总理在签名簿上题的是“同心同德”。邓大姐因病在疗养中未来，特亲书贺柬。
邓颖超亲书的贺柬
那天来了260多位朋友，我们都穿着蓝布大褂，没有交换戒指，父亲给我们戴了两朵大红花，新房就设在父亲卧室的斜对面。
九龙·重逢
夫妇各自被盯梢
婚后一周，长江说，国际新闻社将在桂林召开年会，他拟前去主持会议。我觉得这理所当然。虽然新婚未满月，虽然已快年底，但是，将来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在不在家过年实在无所谓。婚前，他就经常来往于渝桂之间。
可是，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1941年1月一个深夜，李克农同志冒雨赶来告诉长江：得悉蒋介石已密令通缉长江，为此令他立即转移去香港接受新的任务。长江遂改名换姓，在李济深的支持下由桂直接飞港。抵港后，马上筹办《华商报》，开展海外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消息传来，我的心情一时平静不下来，长江不可能再回蒋管区工作了，我和他也许只能“行俟胜利日”，再“轰饮合欢杯”了！我告诉自己应冷静地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验。
这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已日益恶劣，我自己也受到了特务的“青睐”，每逢外出，屡有“尾随”。党组织遂决定我亦秘密离渝去港，父亲的意见亦然。然而我感到左右为难，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我因离开老父独自他去而不放心。父亲发怒了，甚至说：“这样不像是我的女儿。”于是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年的2月中旬，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离别慈父，经贵阳到桂林，仍然得到李济深的帮助，改名换姓飞到了长江的身边。
我初到港时，长江住在香港半山腰的一座楼里，不久迁到九龙，在一个公寓中安家。邹韬奋、萨空了等离我们很近。国际新闻社址也在九龙。长江每晨轮渡过海去报社上班，早出晚归。我也常为报社绘制与战局有关的地图。长江既要参加救国会的一些活动，又要与海内外各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密切联系。
在党内，他由廖承志单线领导。虽然，香港的环境复杂，也常有斗争，长江和朋友们往往要在茶楼酒馆以“饮茶”“宴食”为名，甚至以“耍牌”为掩护聚会商谈。但总的说，这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过得还是比较安稳的。不料不到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香港·周年
忍痛烧毁签名簿
1941年12月8日清早，由九龙机场传来的隆隆飞机声和阵阵轰炸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先以为是演习，随后感到不像。萨空了来了，他刚起床，就突遭英警敲门査问，以为他是原住家的日本人，幸有移民证说明他是中国人，这才幸免。
我们分析可能战事已经开始，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驱使长江即刻到岗位上去。长江临行时告我，他到报社后，会派人来接我过海，并嘱我马上收拾一下最必需的用品，其他一切身外之物均可丢弃。他走后，我只留像抽屉大小的一个手提小皮箱。但是，我还是把从重庆好不容易带出来的结婚签名簿放入了箱内，实在舍不得丢下落入敌人手中。
华商报采访主任陆浮同志把韬奋全家接过海去之后，当晚就来接我。这时渡海已很困难。鉴于港方已切断港九交通，长江他们认为应赶紧设法把朋友们及其家属早日集中到港。他一回报社就忙于提款等事，计划使报纸能出版到最后一分钟，同时还需为报社同仁解决经济及安全等问题。
我抵港的头几天，就在香港大酒店底层过夜。如能占上桌旁一个座位休息就不错了。这段时间，长江实在顾不上为我们自己另找可以暂时栖身的窝了。好在我们没带什么行装，也便于白天活动谈事。这个高楼，不管外面炮声、飞机声多么震耳，却还是个“防空”的好地方。
长江认为我从九龙带出结婚签名簿是对的。但香港也不是安全之地，可能很快沦陷。他知道陈翰笙家客厅有一个壁炉，他和我商议要把这珍贵的纪念品在炉火中消灭。那天，我们带上它专门走访了陈老，陆浮也同去了。陆浮觉得太可惜了，劝他能否设法尽量保存。可长江坚持这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朋友们的名单落入敌人手中。这天，正是我们结婚周年。我吞下眼泪，忍痛将它撕成碎片，丢入炉火中，烧成灰烬。
香港·失联
相逢装作不相识
次日日机空袭，近午时，电车、公共汽车均被迫停止，并传来九龙前线危急消息。朋友们奔走相告，先将老弱妇孺迁置到较安全的地带。目标较大的人如梁漱溟、邹韬奋等还要隐蔽起来。
大概就是长江听到九龙危急的信息后，感到如果我还继续留在香港大酒店，实在太危险了。在决定报纸停刊后，就托陆浮为我找到一个熟识可靠的同仁蔡延龄家里隐蔽。蔡延龄告诉他太太，我是他未见过面的四嫂，由澳门回港探亲，偶遇战争落难。我借住他家可以帮忙干些家务。遇有警报，我们很少外出躲避，仅有一次马路对面楼房被炸弹击中起火，遇难者跑来请求支援的事。总算是幸运的，即使日军登陆以后，我住的这个地方也未受到什么骚扰，但是，我和长江的联系断了。整个香港笼罩着战乱不安的气氛，我内心不免常记挂他。
事后果从萨空了日记中得悉：13日午间，他找长江商酌报纸印刷问题时传来日方对港督劝降的消息。长江认为局势可能急转直下，报社最后的处理必须立即着手。二人匆匆分手，回报社把重要文件以至订户名册，完全销毁，华商报于是日停刊。可是次日当长江获悉港督拒绝了日方要求，他又想筹备报纸的复刊。不过，必须解决印刷出版的条件。
从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港负责人温源宁口中得悉，英国驻港办事处主任麦克都格希望他们继续出来做宣传工作，他们就向港方提出请拨借一所大厦的地下室作为报纸的排字房。但19日开始日军在不同地点陆续登陆，联合出报事已无从谈起。大约是1942年新年前后，长江在外出活动时被烂仔掠夺，左胸被击受伤，幸而伤势不严重。他又忙着为大家找出路，这说明我对他的惦念不是多余的。
也真巧了！有一天，我上街买菜，偶然碰见国际新闻社同仁唐海，真是喜出望外！交谈中得知长江也正为找不到我而着急，甚至想登报找寻了！唐海知道如何与长江联络，他愿意带我去找他。次晨我起身很早，留了个便条给主人，表示谢意，用手边仅有的几个罐头(当时还算昂贵的食品)将便条压在桌上。蔡延龄夫妇尚在酣睡中，我含着歉意不辞而别了。
唐海带我步行出发，通过两道敌人的岗哨，到了一个小咖啡店(事后知道这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唐海让我坐在一格旁边有人的座位上，告我饮茶后就随座旁的人一起走。这时，我突然望见另一格茶座内有长江在。他头顶呢帽，穿了一身广东式的短衫裤。我俩相互都见到了，心里不知有多么欣喜兴奋。但不能露出声色，更不能互打招呼。茶后，我随着座旁的人走出店去，我们通过香港贫民窟的一条小巷进入一家中药铺，踩着临时架起的一个木梯爬进顶上的阁楼。他向屋里一位和蔼可亲、穿着虽旧却很整洁的老太太介绍了我是路经香港遇战事落难的人。她热情地收留了我。晚间我就睡在她床上，她把最好的被子让我盖。
早饭后，老太太的儿子竟与长江同来，原来长江就住在她儿子家。她儿子向我介绍说这位先生也是从内地来，与您同样遭遇，不妨交谈交谈。我们装作不识，暗自好笑。她儿子走后，我们就用普通话自由地“交谈”起来。
不几天，长江告诉我，陆浮搞到了去澳门的船票，其中有我们的两张。他和我商量，想去找韬奋，如果他尚未离港，能否将我这张票让给他，因为他留在香港危险性太大。我可以暂住老太太家，他以后再想办法来接我。我表示完全同意。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长江更可爱，他处处为大局着想，我应该支持。这并不等于不爱我。长江走了一个通宵，天亮才回来。他告诉我，已经安排韬奋去东江了，我们还是可以同行去澳门。这时，我俩免去又一次的“分手”。
桂林·再别
大雨之夜潜出逃
1942年1月10日，我们登上舢板，偷渡后，飘过大海直奔澳门。同行还有梁漱溟、陈此生、陆浮等。
到了澳门我们再搭乘船，船很小只能搭一人。经一番商谈，同意我和长江同搭一船。事先我们准备了假身份证及假的伪县长介绍信，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偷偷地驶向大海，总算突破了封锁线，最终到达了台山县的都斜镇。
到桂林后，发现过去与我们有联系的人都不在了。我和长江本想去解放区，到桂林暂住，准备等候重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南方局曾派人来联络，长江暂不找工作，我则找到陈翰笙夫人办的香山慈幼院教代数课，可以略有收入。那段生活为时虽短，倒也有趣。田汉夫妇住得很近，曾邀我们去吃狗肉，我还因此发了烧。我们有时也去探望朋友们。平时，我每天去学校，晚上有时还要去学俄文，长江常帮我淘米洗菜。每逢朋友们来，常炖个鱼头豆腐待客。
我们原盼望交通员带我们去解放区，可是不久重庆来了指示，说蒋介石对长江又下了第二次通缉令，要他立即离桂到新四军去，可以先到武汉附近找李先念部队，如找不到再设法去苏北找陈毅。当时蒋介石已派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刘伯闵到桂林抓人。长江已发现有人盯梢。我们两人同走是不行了，我决定留下打掩护，他一个人先出走。在一个大雨的夜晚，由我及张惠通送他到桂林北站(一般旅客都在南站)上车，逃出桂林。火车开动，我们又一次“分手”了！我默默祝福他一路平安。
盱眙·厮守
横越六省苦寻夫
他走后，我们住的房间纹丝不动，看不出他已离去的痕迹。过了几天，房东来问我，怎么不见长江这人，上哪儿去了？我回答说他到阳朔看山水去了。雨中的阳朔格外美，也许流连忘返了！我遇到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也是这么说。有一天，我去学校归来，房东说刘伯闵来找过我。我只当不知，尽可能避免和他碰面。可是有一次，他迎面找到我，实在避不开了，他追问我长江到哪儿去了，我仍说原来的一套。他间接向我们的朋友们打听，说的都一样。于是人们议论开了，说我被长江“遗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刘面前假装很难过的样子，他居然被我蒙蔽过去了。但是，我仍被盯梢。我干脆搬进香山慈幼院住，甩掉“尾随”。
在香山慈幼院负责教完一个学期后，8月下旬我干脆回到重庆父亲身边。不久，得到长江已安抵苏北的消息，组织上决定我也到那儿去。我就化名张珊姑，化妆后，活像个未结过婚的小姑娘，经过六个省，什么交通工具都使用了，包括竹筏子及自己的两条腿，绕了一大圈，经半年到达上海大哥的家。由孟秋江来接组织关系，当时敌人在进行扫荡，新四军军部不断地移动，我又病了，只好在上海先治病休息。直到半年后，经镇江等地，终于到了自己的家——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盱眙县，在大王庄与长江再度会聚。从此我们结束了走马灯式的生活。(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