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峰表示，安平基金正在考虑配备卫星、发电装备等设施，保障网络不畅时记者顺利发稿，也将加强与当地官方的对接，完善信息。在安平基金接下来的东南亚项目里，还将采用“记者+学者”的模式。
但他同时表示，媒体大本营不便干涉记者的采访自由，因此不能代替媒体编辑部的职能，其更多的只是为记者提供后勤保障服务。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周如南博士指出，NGO支持记者独立采访其实是新闻生产多元模式的一种，即慈善基金会支持模式。
周如南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多个新闻众筹平台。新闻众筹平台通过众筹资金的方式，为记者采访提供资金支持。NGO、基金会资助记者的方式主要有收购报纸、成本覆盖（报道前资助）、事后奖金、打造平台。此次安平基金资助记者前往尼泊尔报道采用的便是成本覆盖的方式。
有过独立记者经验的搜狐评论主编宁彪学提出了一些目前NGO支持记者独立采访存在的困境：NGO、基金会对记者后期支持指导较少，短期项目多、长期项目少，双方需求不同导致满意度不高等。
在场的不少NGO负责人表示，目前NGO的项目周期与新闻的生命周期并不匹配。NGO对一个地区的救助是持续的、长期的，而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关注是短期的。这表现在NGO的项目刚开始，媒体的报道已经结束了。
由于NGO自身传播能力不足，导致所运营项目缺少公众关注，一些NGO负责人对此感到苦闷。这在另一方面也强化了NGO支持深度报道记者的意愿。
壹基金防灾减灾部主任李健强呼吁，媒体扩大对灾害新闻关注的内涵和外延。“目前突发性灾害只占有大约5%的比例，媒体应加强对缓发性灾害的关注”。
当记者由NGO支持去采访时，如何理解NGO、记者、记者所供职媒体这三者的关系？
南方都市报首席编辑李建平表示，普通媒体往往无法对记者在一个话题进行长期支持，但NGO的基金会可以。相应地，NGO也有自己的诉求，而这个诉求有时会与记者的采访诉求产生矛盾。
李建平认为，目前一些NGO公关方面的需求，对于受众实则是无效信息。“NGO通常认为，自己为某地区作出的贡献被主流媒体报道了就是传播的成功，但这对受众往往是无效信息。”她认为，NGO应从长期的社会效应去考虑。
为了处理好灾害记者报道中最基本的问题，安平基金联合有经验的记者，拟讨论出《灾害报道记者采访伦理与规范手册》，此手册将被收纳进“安平包”内，6月发布。“安平包”为安平基金研发，为记者在灾害采访中提供最基本防护的便携采访包。
除此之外，安平基金将拟开设灾害报道记者培训营，甚至在未来打算将公民记者纳入媒体大本营。并试图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与独立记者的调查，发布《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以推动中国对外援助方式的改变。（实习生 李梓汐 记者 王鑫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