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教育更需要“因材施教”
《中国传媒科技》：“消磨个性和灵性”是对学校教育的担忧，贵学院在开发潜能、培养创意人才方面有何经验及案例？
喻国明：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在日常教育课程建设、培养体系方面。无论是从教学要求、教学内容还是课程体系上来看，要给学生一定的空间，不能绑得太死。这对于一所一流的学校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每位老师在讲授一个专业的课程时，他的研究的特色就带来了他讲授内容的开放性，他是用一种研究性的思路而非封闭性的思路在授课，这种开放性就给学生一个比较大的思考空间，这也是一流学校和一流学者在教育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能够给予学生开放性的启发和塑造空间。从课程体系的外在构造方面，现在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面提到的，压缩课时量、增加课程丰富性、增加学生第二学位及辅修课程等的选择性，这些都给学生自我设计、人生规划提供一定的空间。
第二个增加灵性的方式比较特殊，比如像博士教育、硕士教育，或者说本科教育中的精英教育，这就需要个性化的因材施教了。最近十多年以来，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更大的程度上要求我们做应用型教育，培养应用型的人才。比如从硕士培养来说，过去都是学术型硕士，现在有专业硕士等等。从整个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但是对我们这种排在前几位的学校而言，这种应用型教育并不是我们培养教育的全部，还有精英教育。
三年以前，我曾带队到欧洲做新闻传播教育考察，尤其是精英教育的考察。精英教育应该怎么做？比如在法国，他们有从本科开始一直到硕士、博士的一体化教育过程。我曾向学院和学校提交一份关于在人大新闻学院试行这种精英教育的报告，因为到人大来的学生都是很好的苗子，有些可能一开始就对实用感兴趣，比如就想当一名记者或者一个公关人才，但也有些人就是对学术、逻辑和研究本身有天然的特长和兴趣，那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这些人发掘出来。比如在本科二年级开始，就由教师团队像招标一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参与一些研究项目，然后经过一年多的考评鉴别，寻找出理论天才或者学术上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大四时，他们不用去媒体等单位实习，而是在半年的实习期里，送他们到国外做交换生，让他们换一个参照系进行学术性的实习。回来以后再根据他们的成绩及素养，判断其是否能被推免硕士。在第四年，用学院里最好的几个知名教授形成导师组对他们进行集体培养，我们要用一个导师组而不是一位导师，是因为怕限制学生的专业兴趣方向，要让他们在最大的范围之内自由地去选择。然后会给他们一些课题，让他们独立担当，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项目，作为本科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同其他毕业生的相比更具有学术和研究高度。
在研究生阶段可以有一年的出国时间，在一些顶级的西方院校进行系统的培养。如果这一年的成果相对比较可观的话，就可以直博。博士阶段就要去完成大量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无论是国际交流还是国内项目都能有更多的担当。利用这种方式，能减免他们在业务实习、找工作等方面的精力上的分散和中断，也有利于一以贯之地按照一个学术逻辑去培养。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和条件，如果每年到最后能筛选出8个、10个博士毕业，最后哪怕只有一个能成为非常优秀的、在理论方面有巨大潜力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花费十多年时间也是值得的。
目前，校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想法，和这样大致的思路，就看能不能从本科开始就有直博的通路。当然中间是可以调整和逐渐淘汰的。现在研究生有直博的，但本科生直接直博的目前还没有正式运营。
这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天才孩子培养的特殊考虑。像人大这种位居前列的学校，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有不同于其他院校的一些特殊办法。
《中国传媒科技》：您说的这种本科直博直通车的特殊培养方式主要是针对学术型的人才，那么对于实践型的精英培养，您有哪些考虑呢？
喻国明：实践型的人才在学校里是培养不出来的，学校只能培养粗坯，培养出具有很好的学术功底的基础性的材料。因为实践应用岗位是很具体的，甚至每家媒体有各自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具体要求，我们只能为一线的专业机构培养符合他们基础要求的、具有开放性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人才。因为在学校的范围之内，无论在从器材设备，还是对于实践前沿冲击的现实压力而言，我们跟实践一线还有一定差距。
从上学期开始，腾讯在我们新闻学院开设一个系列课程，由腾讯邀请业界及互联网实体部门的领军人物，来介绍他们今天如何处理新闻内容、如何经营、如果做营销、如何提升品牌影响力……与此同时，不断地给本科生、研究生讲一线到底有哪些缩影、哪些想法、哪些变化和一些新的做法、案例等等，这些都是和实践前沿同步的。这有点像工科教育里的做法，比如清华大学的一汽大众教室，或者IBM教室等。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一线来培养学生，因为腾讯的要求和百度、阿里巴巴的要求还是会不一样。
传媒教育内容和思维需要扩张
《中国传媒科技》：近来有一批优秀传媒人，以及许多传统媒体经营者纷纷转型进入新媒体领域，有观点认为传统传媒教育的框架成为束缚，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需要打破思维定势。作为传媒教育者，您怎么看？
喻国明：肯定是这样的。反思我们过去的传统媒体教育，如果说今天是传播领域的新常态的话，过去的教育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和有局限。过去我们所做的教育，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就两方面，一个是为大多数人的共性需要服务，仅是传授内容制作技巧、方法、原则、规则等等，因为那时处理的是有限新闻窗，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传播服务于社会上大多数人，就是要找他们的共性需要，个性需要无法满足。另一个就是为主流价值形态进行宣传，讲授主流价值观的宣导规则、方法、技巧等等。
如果从业务形态的角度来说，过去的传播教育只满足了这两部分的需求，这两部分需求里有很大的缺陷。第一，从内容角度来说，缺少对分众化、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今天的微电影和微视频是怎么做的？它不是题材本身短小的问题，而是文化聚焦从对于大众的共性关心转移到对某种文化专属性需要的关注，它是文化属性适应范围收拢后带来新的内容的文化产品。而且，它的整个运作形态和大众传播也不一样，过去大众传播所有的投资都是花在渠道上，而现在在微电影、微视频这种微传播过程中，更看重的是人的创意，买本子，然后才是花一点钱去拍摄，渠道投放的花费几乎为零。所以从价值的投放角度来看，和大众传播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内容形式上的要求也明显不同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育是缺少的，可见即使是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也是瘸腿的。所以今天有一个内容教育方面扩展的要求。
第二，我们过去很少强调营销和价值实现方式，而在今天，只有好内容，没有好的技术平台和好的用户洞察，恐怕也很难做好。所以今天的竞争是全环节、全要素竞争，内容为王的时代早就是一个伪命题了。纽约时报的内容很好，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在下降，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内容本身，还有渠道和市场洞察等问题，信息放不对位置就是垃圾。现在对于所有媒体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渠道失灵。过去我们认为只要把报刊发行到读者手里，把广播电视覆盖到观众身边就搭建完渠道了，现在不行了。社交媒介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信息的选择性和通路不需要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了，只要通过朋友和其所连接的大V，就可以构建自己的信息获取平台。今天的渠道，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但是传统的渠道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人际关系渠道的。所以今天很多传统媒介，包括党和政府的一些宣传失灵，主要就在于渠道失灵。而我们在做传播媒介研究和教学的人，其实还没有对此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深入地研究，还没能让它成为今天传播教育当中的一个必要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实际上，除此之外，我们现在需要扩张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用户调查技术。过去我们认为按照抽样原则发几份问卷就可以了，这种方式对于了解大众传播的市场需求是足够的，因为只需要了解大众需求的共性部分，不需要个性部分。但是当内容生产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生动和个性化的当下，问卷调查得到的信息就没用了，所以现在需要大数据，大数据可以多层次地去切割和定义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和他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大数据分析会成为未来做传播的最基础性认识手段和最重要的工具的原因。
《中国传媒科技》：如何把握新媒体技术在传媒教育中的定位？
喻国明：技术很重要。我一直认为，影响中国传媒变化的有三个因素：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其中技术因素始终具有革命性和引领性作用。今天的新格局、新常态不是因为党的政策开放或者市场发展导致的，是技术的革命性改变导致的。我们过去一直讲，不要技术决定论，要强调人的作用等等，这句话是有误区的。技术本身对于传媒业有决定性作用，并且真的导致了巨大的改变。
对于技术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传播效应和传播的构成方式的改变，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的确比较缺少，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方面。当然技术还是需要为人来服务的，它是在人的社会关联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当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当然不能脱离对人本身的研究。所以对于当下的技术主导制的社会改变，也需要有一种社会人文的关怀，并从社会人文的角度对它进行切分。哪些东西是比较机械性的？哪些是比较符合人性的？把这些问题搞更清楚之后，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就会有更温暖的感觉，就有一种为我所用，以人为本的基本逻辑，同时也对技术发展本身有更高层面的把握。其实技术发展一定是跟人的欲望、需求、价值和发展的逻辑关联在一起的，这实际上就是技术发展的基本特点。
90后传媒学子需重视社会观察视角
《中国传媒科技》：有人将90后、95后的孩子定义为真正关心自我、全球化的一代，digital kids。您对新一代传媒学子有何解读？
喻国明：90后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已经进入到学术培养的最高层次。90后这一代和80后、70后或者更老一些的人来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我感觉到他们的思维更开阔一些，对于历史、人文、社会的一些心理负担更放松一些，他们心中没有太多的刻板成见，无论这些刻板成见在我看来是否必要。他们可以更加以第三方或者后来人的方式去看待过去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遗产，无论是政治遗产还是文化遗产，他们的心态更平衡一些。比如，我是50后，我们经历过那时候共和国成长当中的风风雨雨，我们对于文革的、极左的东西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所以一旦那种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激烈的情绪，甚至以一种打标签的方式去回应。不像现在80后、90后，尤其是90后，他们整个成长环境相对来说更加温和，没有太多大起大伏、政治欺骗等等创伤，他们的心态更阳光一些，对于事物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和平和，所以他们对很多事物的接受度、开放度要高。
但是这代人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激情有点少，那种基于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社会意识等社会性的东西相对来说少一点。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造就的。我们成长的时代是一个宏大叙事的社会，整个社会是以组织和机构的利益分配来进行运作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开始关注体制、社会等大面上的变化，然后才旁及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从整体到个体之间的逻辑思维关系，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而对于90后而言，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去观察和体验这个社会，再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这个社会，所以他们更感性一些，更强调自我的价值和体验一些。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但是媒介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对于这代传媒人而言，要从个体的角度升华到一个更高的社会角度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他们不但要有90后这一代人的特征，同时，传媒专业所需的社会素养、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要求他们有一种社会性观察的高度和自我意识。这可能对90后、00后来说，任务艰巨。
【写在后面】
的确如喻国明教授所说，在这个变革时代，传媒业有太多眩人耳目的现象性事物存在，传媒教育者需要对此进行判断，给予学生更多参照以加强学生的定力。对于学生而言，无论是学术派还是实践派，通过学校教育修炼好“学术功底”尤为关键。
关于毕业选择的问题，喻国明教授认为首先还是要看学生对未来有怎样的专业设计和人生设计。新闻传播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即便是以学术为追求的学生，有几年的实践历练也很重要。整个传媒业的发展不光是一个理论逻辑的产物，传播学研究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在里面。艺术就有一种权衡、一种比例，实际上也意味着一种妥协。完全在学校里做学术，可能会缺少对实践复杂变量、复杂环境平衡掌握的基本素养，造成理解问题相对理想化和简单化。而关于就业选择，喻国明教授有三点建议：去传统媒体进行系统训练、到顶级新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开拓眼界，或去小的成长型公司提升综合能力。喻国明教授并不支持年轻人创业，他认为创业前的积累阶段是不可或缺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