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
记者丨刘胜男
传媒教育应该有一定稳定性
《中国传媒科技》：您对未来五年传媒业及传媒教育发展趋势的看法。
喻国明：传媒业目前正处于巨变之中。不要说传媒教育、传媒研究者，就算是在一线的操作者，包括新媒体的操作者，都很难预测未来五年传媒业会是什么样子。就像五年以前，我们也很难预测今天的媒体、互联网会面临的情况一样。这是一个从底层基础，到规则，到界面层面的具体的表现形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对传媒教育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前不久，《中国大百科全书》要做第三版写作工作，为此召集了国内一线学者、研究者商讨，大家共同的观点是：过去许多传统的概念、原理随着时代变化正在失去它们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我们需要把握新现象、新规则、新潮流。而一般来说，传媒教育相对而言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传媒研究中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传媒研究不要过多地去追逐现象性层面的事物，因为这些东西尽管眩人耳目，但可能只代表一些暂时性、过程性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过多的研究精力放在那些上面，也许就会迷失对主要事物的把握。实际上在现在，我们希望把握那些最基础性的、很炫的东西，但精力和时间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无论从教学研究还是实践的角度来说，这种变革都有很大的好处，它有助于我们展开想象力，拓宽研究手段、研究平台、研究思路。我认为，这对研究者而言，是个很好的时代。因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能看到一些传统的东西在失效，而一些新生长的东西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新生长的东西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内在的要求是什么？其实还需要有一个相对持续和稳定的观察研究，才能得到。所以未来几年，整个传媒教育的学界同仁，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我们在交流、整合、探讨和互动上的节奏应该会加快，以便适应业界的快速变化。
从整个课程体系的建设上来看，也可能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一个课程体系一旦确定，可能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上学的时候，新闻写作的老师还在讲抗日战争中的新闻报道名篇，现在看来就觉得很可笑了。现在可能用五年以前的例子，大家都已经觉得老掉牙了。如今有许多机器写作，还有一些专业工作者依据角色定位呈现的事态性写作、解释性写作等等特色样式，新闻传播专业能力的体现是处在流动和变化中的。
另外，我想课程可以开得多一些，课程整体的厚重程度可以变得小一些。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后简称为“人大”），最近两三年也有这方面的改变。过去的课程都是三学分，每学期上17—18周，50多个课时。现在把相当一部分课程变成了两学分，每个学期可以安排更多的课程。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开拓传媒学子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调动学生鉴别、分析和自我构建的过程。我们不要仅仅把学生当成一个知识灌输的对象，在新的技术时代，他们也要符合互联网的逻辑，他们应该成为能动的主体，并逐渐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自我构建、自我选择和自我提升。课程方面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
总的来说，我想在未来五到十年里，传媒教育会呈现这样一种相对灵活多样、节奏加快的趋势。
课程建设要给学生更多选择空间
《中国传媒科技》：请您具体分享下人大新闻学院在课程体系构建上的做法。
喻国明：课程体系的构建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从总课时的角度来说，我们压缩了本科教育及研究生教育里对于总学分数的要求。过去有一段时间，本科四年要求170—180个学分，现在压缩到了160分以内。压缩课程并不是降低了学生对知识掌握的要求，而是说，当必读的课程压缩了之后，在减负的情况下，给他们一定的空间，让他们相对自由地去选学其他院系开设的、跟他们未来的工作设计和成长设计相关的一些课程。
第二，如前面提到的，从形式上来说，总课时虽然减少了，每一门课的学分数也减少了，课程更多了。这样可以使学生在一定的学分数的要求之下，能够学习更多的课程，而且选课的灵活度比过去要大。
第三，从应用上来看，增加了一些应用层面。比如全媒体的实验平台，它是几门相应的业务课的综合页面平台。在过去，新闻写作课有新闻写作的全媒体应用要求，评论课有评论的作业，采访课有采访的作业，采访的过程中又要用音频和视频……现在我们将各个专业的业务课打通，让老师们在共同的背景之下，商议采用同样的案例或者同样的要求，让学生们在使用多媒体平台的时候，能在一个任务之下，既可以练习写作、评论，又可以练习制作版面、网页等等。这样既可以为学生减负，而且各个老师也可以在相同的案例和要求之下，从自身的角度去点评，这样学生的收货也会更明确一些。
除了全媒体实验平台，我们从六年以前就开始做新闻传播的案例库，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写作模式、版面案例、经营案例、伦理案例、法制案例等等，从理论到实物的经典案例大概有几万条，非常庞大。建立案例库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学生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在相关的案例库中找到更多的形象生动的实际案例，增加自己对一个问题理解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其次，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之上，学生可以通过案例库扩展自己的视野，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发挥兴趣的余地。另外，本科生、研究生在写论文的时候，以及老师在备课时，也有更多的资源参考。这实际上就是把过去教师个人的、分割的资源，变成师生共同的资源，打打提高资源的共享程度。目前，这个案例库还只是我们新闻学院的师生可以使用，未来建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去分享。当然，案例库的建设是很花钱的，因为有很多案例的价值和可秩序性是比较短的，就需要不断更新和补充更前沿的案例。
针对今天选择性过多，学科本身的确定性降低的现象，我们在三、四年以前，开始在本科实行导师制。过去在西方国家，只有精英式的学校才对本科执行导师制。当然本科的导师制和研究生的导师制不完全一样，职能更宽泛些，除了对学生课业方面的问题进行指导外，还包括生活方面的指导，比如指导学生间的相处之道等。一般一位导师对应三四个本科生，要求他们每个月都要在一起聊一聊。这至少让本科生在生活、学业上遇到问题时，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诉求对象，导师也有责任告诉或引导学生怎么解决问题。如今，传媒业现象性的东西太多、太烂，学生需要更多参照，更多的定力，去抓住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事物，来提升自己不至于走偏。
另外，在暑假，我们为大一到大三的学生安排了第三学期，也叫国际暑期学校。第三学期里主要完成两项工作，对研究生教育而言，邀请一些高水平的国外专家，用十几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上大课或者工作坊等多种形式，来提升研究生、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拓展他们对前沿学科的认识；对本科教育而言，让他们来辅修或者双修本专业之外的第二学位，也就是去上其他院系的专业课程。如果在三个第三学期里都能学满课程的话，拿到这个大的课程包里的32个学分，就可以拿到第二学位；如果拿到的学分少一些，不够32分的话，还可以拿到辅修证书。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个专业很丰富的、以社会人文学科为主的学校，第三学期的设置，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所高等院校里的学术资源，同时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来培养自己。
《中国传媒科技》：除了课程设计，在专业设置、实验室建设、对外合作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变革思路及举措有哪些？
喻国明：人大新闻学院的专业设置和教育部确立的学科目录是一致的，但是最近几年，“印刷出版专业”暂时停招。因为我们发现，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熟练工种，而是具有图书策划、组织能力的人，如果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说，可能这个专业更适合研究生的教育。像印刷学院开设的印刷技术、流程等其实不太需要像人大这样的学校来培养，而研究生学习的是文化产业管理、营销、创意策划、版权等知识，这个本科生学习会比较吃力，相对来讲，更适合有了新闻传播或其他专业基础背景的研究生来修炼，所以我们现在把“印刷出版”归纳到研究生教育的环节里面。
传统意义上，新闻学专业是为报纸培养人才，当然现在对电视台、网站等能力覆盖也是非常全面的；传播学专业主要是为媒介以外的企业、政府、公益组织等需要传播、品牌宣传的机构培养输送，这方面的教育主要是广告、公关方面的课程；广播电视专业是过去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分类；另外就是新媒体专业。
我们学院的实验室有很多，比如多媒体实验室、照牌实验室；研究生用的认知科学实验室，里面有眼动仪、脑电仪等先进仪器；还有传播学时政研究实验室，可以进行焦点人群访谈；还有和商学、统计学院等学校其他部门合用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系统等等。实验室里也有很多由媒体单位或媒体研究单位提供的一些资源库，比如央视索福瑞为我们提供了一年或两年以前的数据，学生们就可以对此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另外，我们正在和腾讯、百度合作建立大数据数据库，做好之后，也会为研究生、博士生的学术展开提供很好的研究资源。能够利用我们自己在学界和业界的关系和地位，争取到更多资源，这也是我们的学术优势所在。
《中国传媒科技》：您刚刚提到了正在和腾讯、百度合作建立大数据库，研究生、博士生也会做一些数据研究分析，那么会不会利用微博、微信或一些新媒体呈现方式去做成果展示？
喻国明：这块是我们相对比较薄弱的方面。像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在成果展示和成果推广方面都比人大或者复旦大学等高校显得更加活跃和先进一些，人大、复旦作为老牌的新闻传播院系，做事相对显得沉稳和保守一些，对宣传性和传播性的东西不太重视，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展示窗口。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意，要有自己的微信、微博公号去做一些推广，包括我们自己的网站建设也已提上日程，希望学院官方网站能够成为与国际国内、业界学界以及学生交流的平台。过去做的确实乏善可陈，现在也已经认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