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
对于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陈昌凤老师来说，她的魅力来源于多个方面。她韶华之年进入满目银发的学术圈子，先后在人大求学、到北大创业，如今负责清华新闻传播教学，执掌新闻传播学界唯一一个国家一级学会；在业界，她的讲座如醍醐灌顶，对问题的敏锐捕捉和前沿观察让人灵光频闪；在众多新闻学子眼里，她就是一个精致的多面体，每一面都很精彩；在社交媒体圈里，她是一位颇有人气的新媒体达人。
在2015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了陈昌凤老师，希望能向读者展示一些她的精神世界。
顺昌逆亡：顺应历史规律的媒体才会有生存机会
记者：您师从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汉奇先生，而且曾经出版过多本新闻传播史方面的论著，最近几年，您的研究一直站在大众传播实务的前沿，新闻史学的研究为您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
陈昌凤：历史是一切文化最深厚的起点，不知史无以明理。学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人更加通达、能够抓住一些贯通古今的思路或观点。
历史教会我们观察世界的路径和方法，为我们奠定了一些事理基础，比如现代化变迁的3个阶段，让我领悟了许多问题都存在着物质、制度和观念的不同层面。新闻的历史还可以贯通理论和业务。我在学习和研究新闻史之前，已经是一名教师，也在媒体实践过，还讲过新闻业务的课程。进入新闻史领域后，我发现史论和业务是相通的，核心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相对来说，近些年我对新闻传播学的前沿课题关注较多，但我的感觉是，研究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对我将来进一步深挖新闻史有很多益处。史论不分家，其实与业务也是相通的。举例来说，“客观性”既是理论研究的范畴，又是实践的准则、专业性的标识，它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我曾经以早期《申报》和《纽约时报》为例比较分析电报的应用对中美新闻叙事结构的影响，并希望由此分析中国新闻专业性的形成过程和规律。希望将来时间充裕一点的时候，把以前的那些问题，从更新的角度，更开阔的视野去好好梳理一下，尤其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很值得深入挖掘。
记者：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去适应当前复杂的传媒变革？
陈昌凤：应该说，复杂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历史视角来看，就是一定要顺应潮流，所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那就不算复杂。媒体的发展只有顺应规律，才能走到一个发展的路径上，千万不要和潮流拧着。比较复杂的是顺应技术潮流的过程。尽管现在传统媒体确实是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但这也是好事，逼迫去更新，去适应潮流，看起来很复杂，其实顺应了就不复杂了，只是这个顺应的过程很痛苦，就像蚕的蜕变，要花很大的力气。但从历史来看，从来都是顺应潮流的媒体才会生存和发展。
怎么才能顺应潮流，恐怕还是需要彻底改变，真正动筋骨，从结构上改变，加二维码、开微信微博等做法仅仅是过渡阶段，还不能主宰长远的发展。
记者：媒体结构性调整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陈昌凤：体系性的顺势而为。比如报纸，对于报社来说，一旦这个主产品不是纸质形态，而是另外几种形态，那么所有的文本要改变。就像早些年BBC的新媒体化，它的新媒体化就是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做个性化服务，想要什么都能从它的数据库自动生成。这样，媒体过去的历史可以连接上，过去的优势也可以连接上，也有可能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所谈的新媒体，包括内容的革新、传输方式的革新，还有最关键的是关系的革新。关系的革新体现在，过去媒体和受众是传受关系，但是接下来这种关系就会是你有求于我，我有求于你，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文化融合。你是生产者（producer），我是消费者（consumer），我们俩最后合成了一个产销者（prosumer）。就好比手机上装了一个360卫士，它告诉你哪个电话号码是诈骗、哪个是推销，其实最核心的信息都是靠咱们大家贡献的，是集成大家的信息为大家服务，这就是它的产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的媒体传播者都应该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懂得贡献和分享。凯文·凯利曾经接受一个采访时说，过去的财产模式是属于占有制，但是到了大数据时代，就变成一种大家获取制了。信息就在那儿，你我都可以获取，前提是你我都需要贡献。现在点评类的网站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大家的点评就没有信息产品与大家分享。
所以，目前媒体最重要的是关系的转型。一旦用户既成了信息供应者，又成了信息的使用者，这样用户的粘着性就很高，互动性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