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的两个向度

　　面向历史——

　　边界厘清的必要性

　　近年有一种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的倾向，其中重要的背景是报告文学在作历史叙事时出现了边界不清。本来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边界是比较清楚的，但历史报告文学的风行甚至泛化，使得对其边界的定义难以自圆其说。我们可以说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刚《海葬》等是历史报告文学，因为这些作品的现实意旨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对话。但我们却很难说包括王树增《1901》在内的一大批历史纪实作品也是报告文学，起码它们的“非典型性”太过明显。

　　应当明确地说，报告文学是可以也有必要向历史开掘的，但这种开掘必须设限。失范的历史报告会使纪实走向它的反面——虚构，而虚构无疑就取消了报告文学。合范的历史报告文学写作，其基本的要求是作家在还原历史存在时是“够得着”的，无需以虚构再造历史。这种“够得着”首先在叙事对象的时间上是适度的，大致为百年上下，对过于久远的历史作非虚构的叙写，其叙事的信度值得质疑。其次在具体的写作中是可纪实的，即历史的存在具有切实的史料、文献记载；作者能够通过采访与过往的存在具有关联的人物，走近历史，再现历史；作者还可以通过踏访历史遗迹，感知当年人与事活动和发生的现场，触摸有温度的历史。再次，在作品的价值生成上，作者需基于当代意识，更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精神联系。

　　此外，以纪实文学置换报告文学，实际上模糊了报告文学对于真实性的特殊规定。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指所写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客观真实，而纪实文学作为一个大类，其内含的个体对真实性的要求不一。“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等纪实文学，不像报告文学那样有着严格的客观真实的要求。有些报告文学作品中有虚构的存在，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报告文学可以虚构。“略有虚构”，正是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这一名篇的硬伤。当然，客观真实在写作实践中是一大难题，语言记录与现实存在之间有差异，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误差，难以做到完全的一一对应。但作者应坚守的底线是对于虚构不能“主观故意”，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表达效果，在涉及人和事等基本属性的大节方面，故意虚构，否则就越过了报告文学的边界。

　　有关报告文学名称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对这一文体的认知至今还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给报告文学创作、研究、评价等造成许多障碍。鲁迅文学奖设有报告文学奖，但不少参评作品是一般的历史纪实、现代人物传记，这使评奖者难以把握。由于文体边界的游移，也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伪报告文学”，一些泛历史纪实和失真较多的作品，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声誉。另外，文体的边界关联着文体特性的确认，关联着研究的理论依据。因此，明晰报告文学的边界，是当前言说报告文学不能绕过的问题。(丁晓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