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中国之声》：广播纪实新探索
历史的细节
在一个短短数分钟的节目中，要用声音告诉你具体可感的故事和人物，对制作层面而言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忘的中国之声》抓住细节来做文章，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有一次，节目播出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之母”的周广仁的事迹时，用了这样的细节：
周广仁在一次搬运钢琴时，为了保护钢琴，三个手指被生生压断。“我开始练琴的时候，我是套着橡皮手套的。”
周先生刻苦和执着的精神于此即见一斑。
再看2012年1月31日播出的杨靖宇将军的事迹：
“他究竟怎么能活下来，日本人非常不理解，把他的胃切开后发现只有棉花絮、没有消化的榆树皮，所以日本人很震惊很敬佩他。”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曾经围剿杨靖宇的伪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名将铮骨，风范长存。节目通过细节把人物的精神风貌传递出去，听者动容。又如，节目2012年1月30日播出烈士李白的事迹，其开场是这样说的：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镇静地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处理好密码和发报机，被冲进来的特务逮捕。李白的儿子李恒胜回忆说，父亲留下这样一句话：“天快亮了，我终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李白是在1949年5月7日的深夜牺牲的，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时间如此具体，言语如此清晰，细节如此真实，一下子仿佛把听众带进了历史。
在文学批评语境中，细节指的是构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环境特征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换言之，细节指的是表现事物各种感性特征的具体而细小的材料，它对全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古语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对细节的重视过去一直是纪录片的长项，察微识著，镜头对细节的捕捉往往能产生出文字达不到的魅力。《难忘的中国之声》对细节的重视可以说很好地借鉴了这一点，所以大量采访和现场同期声的运用成为节目的常态，几乎没有一期节目是单独靠播音员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节目的制作上，把声音素材放在首位，解说只是珍珠间的串线，重要而非主体。
情感之记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广播纪实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寻求客观和有温度的叙事风格，或者说中国广播纪实一直在二者之间努力寻求平衡点。单凭声音来达到这一理想的平衡点，客观地说有一定难度。上个世纪，广播人为了在情感化的道路上开掘新天地，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相继推出了诸如纪实小说连播、纪实广播剧、纪实文学等栏目，但如上海电台《刑警803》那样取得成功的广播剧寥寥可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过于文学化必然冲淡纪实的客观性。广播纪实的纪实风格一旦被悬置，就会让人觉得美而不真。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广播纪实节目，难免有种刻意煽情的味道。广播纪实过于强调情感化，其结果反而不利于保持其应有的传播温度。
那么如何把握广播纪实的情感尺度呢？《难忘的中国之声》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总结其方法，主要有三点：
一是尽量用最“抓”人的话开头。比如节目曾经播出过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讲话，节目开场：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这是1989年邓小平恳请党中央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请求的原声，清晰而真切。节目最亮的地方在于把邓小平同志最核心的话在最开始就亮了出来，瞬间就能起到吸引听众的作用。
二是解说语言精炼而生动。《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录音占据了较大篇幅，解说虽少，但却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一期关于开垦北大荒的节目，其开场如下：
“啥也没有，大草垫子，在北大荒割地，在水里泡着，黑裤子穿成红的，拔出这个腿来，一天都造三亩多地。”几代北大荒，如今北大仓。原来种下去的不光有种子，更有几代人梦想；收获的不仅有大豆高粱，还有一辈子都割舍不断的挂肚牵肠。
“种子”和“梦想”，“大豆高粱”和“挂肚牵肠”，解说词准确而富有韵味，堪称佳作。
三是配音的讲究。《难忘的中国之声》配音大气而不霸气，温婉而体贴。播音员长悦的嗓子音域宽广，富有感染力，加之平易近人的语调，听来润物无声而情自感人。
从上述三个角度而言，《难忘的中国之声》确实开辟了广播媒介的一种崭新形式，它有公益广告的公益性，又具备纪录片的纪实性，兼有历史档案的功能，并且在广播纪实的情感化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是中国广播人的一次全新尝试，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
当然，《难忘的中国之声》开播不到半年，在节目的制作上可以商榷的地方也有。比如，声音素材有依赖电视纪录片的倾向，自己独家采写的素材仍有待开掘；节目往往和商业广告在一起播放，容易产生捆绑播发的感觉；另外，节目时间过短也给节目助推情绪产生了较大的阻碍等。改进的空间尚存，而节目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远景可期，光辉可待。
作者单位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