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后的反思 “幸福”中的不足

    娱乐符号膨胀。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电视行业，娱乐早已从电视媒介的一种社会职能演变为颠覆整个行业传播理念及实践的超级意识形态——娱乐化导向。中国电视泛娱乐化的症结，就在于电视节目形式和内容都深深地套上了娱乐的枷锁。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幸福”主题先行，却无法避免自身的过度娱乐化，也将演唱会附带的娱乐符号无限放大膨胀。

    首先，“跨年”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特殊时间性的娱乐符号。它象征着新旧的交替，是标志性的时间点。人们通常需要制造一些特殊的意义来告别过去、期许未来，而娱乐精神和狂欢行为在这一特殊时机被强化，跨年演唱会也就被仪式化和最大限度的娱乐化。

    其次，最大的娱乐符号是演唱会上的明星。消费主义造就了人们对符号的狂热，娱乐至死使明星被极端地追捧。包装后的明星进一步符号化，给受众带来更大的狂热和刺激。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中目不暇接的明星从开场到倒数一个个紧凑地串联起来，从国内到国际，不同类型、不同特色，他们的长相身材和才能都已经公共化，成为一种娱乐符号。跨年演唱会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创意策略的较量，更成为明星娱乐能量的博弈。

    最后，奇观化的景象也是一种衬托性的娱乐符号。服装、灯光、烟火、舞台这些硬件和技术构成了演唱会奇观化的景象。受众对奇观的好奇与关注，使电视台过分追求表象的华丽。为了使受众获得良好的收视体验，江苏卫视挖空心思出奇出新，不惜重金打造迷幻空间，虽然呈现了一场光影的盛宴，但“烧钱机器”也成为跨年演唱会的诟病之一。

    “幸福”话语匮乏。虽然打着“幸福”的大旗，但是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中，“幸福”话语似乎并没有真正地发出声音，其中更多地充斥着一些娱乐内容，例如对明星的采访等。那么从明星口中说出来的幸福是否就代表了观众的幸福？排除一部分狂热追星族，再考虑到明星与大众的群体差异性，这些明星所代表的少数人的话语根本不具有普世性和大众性。台上主持人的一味摇旗呐喊并不能改变观众心中的真情实感，如何让观众真的融入幸福之中，他们的真情流露才是最能呼应主题的关键。

    可见，跨年演唱会是全民狂欢的体现，在年终节点，观众需要一次彻底的狂欢，电视媒体也借机来尽情宣泄。但是随着其娱乐符号的不断膨胀，跨年演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这个跨年夜也正好是“限娱令”实行的最后期限。以江苏卫视为代表的省级卫视，在编排了各具特色的跨年娱乐大餐后，如何适应电视娱乐产业格局的变化成为了新的问题。在2012年，各卫视纷纷整合频道特色，对栏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年终大奖”的跨年演唱会也不能简简单单地沦为单纯生产快感的烧钱机器，如何进一步开发有效的娱乐创意、调整娱乐节目的编排策略或是中国电视娱乐产业下一步的竞争核心。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