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勇
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邀请，我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率团于2011 年5 月15日至22 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次出访不仅促进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也通过磋商、演讲、接受媒体采访和文化交流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被长期扭曲的我军国际形象，大力传播了我军和平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的国际形象。
我国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 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的背景下，蓬勃开展的军事外交活动已经成为实施我军国际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已与22 个国家建立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2009、2010 年间我军高级军事代表团共出访40 多个国家，有60 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来访。此外，我军参与的多边防务对话等活动也在逐年增多。这些重大军事外交活动不仅直接影响了他国“有影响力的人”，也通过国际媒体的广泛聚焦清晰地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关切，对有关我军的模糊和不实认识进行了有力澄清。此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主动倾听我军声音的需要也在不断增强，为实施我军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今年6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为倾听我国在防务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对话会专门设置了“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这一议题，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就我国的国际安全合作理念、政策主张和实践发表了演讲。此外，本届对话还举行了5 场闭门讨论会，为我国就南海问题表明态度、明辨是非曲直提供了舞台，有力消解了个别国家炒作我国南海问题产生的我军“威胁”形象。
我军国际形象塑造面临的主要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与一些国家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传播方面的碰撞也逐渐增多。作为大国快速发展中难以避免的过程，这些碰撞给我国军事外交中的我军国际形象塑造带来了挑战。
国家利益矛盾 2010 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Project）对22 个国家的公众进行民意测验。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经济和地缘上与我国存在矛盾的国家普遍认为我国军事强大是一件坏事（如日本、印度等国），而在政治、经济上与我国存在共同利益较多的国家则普遍乐见我军发展壮大（如巴基斯坦、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这说明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我军国际形象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意识形态偏见 尽管我国早已在外交方面放弃了“按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但意识形态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部分西方传媒对我国军事外交事件的解读。一些带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媒体，甚至有意扭曲我国军事外交活动的初衷和善意。例如，涉外军事行动是近年来我国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意识形态偏见下被扭曲的主要目标：旨在地区反恐的“和平使命”系列跨国军事演习，曾被一些西方媒体扭曲为我军“谋求地区性军事霸权”；而我海军在联合国授权下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等行动，则被一些西方媒体扭曲为我军的“军事扩张”。
东西文化差异 现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表明，中西文化差异使得中西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误读”现象，这给军事外交行动中的我军国际形象塑造带来了较明显的挑战。例如，我国军事文化强调遏制与控制战争，认为和平本质上是指“伐乱平息，秩序安定”，即消除战争后的安定平和的状态，主张通过“仁”、“礼”、“外交”等非战争方式来追求和平。而西方文明大多是从战争的角度来认识和平的，认为“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间歇”，主张把战争作为谋求和平最主要的途径和手段。这种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常常使西方社会无视本国外交政策过度军事化的恶果，而将我国旨在谋求和平的军事外交努力误读为态度暧昧、甚至是软弱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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