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身的研究任重道远

　　要理解中国，中国学者本身应当尽最大的责任。实际上，较之西方学界，中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很多困难是多数西方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克服并不难，问题在于中许多国学者本身并没有问题意识。

　　首先是中国学者的价值问题。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有价值问题，但很荒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里既表现为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也表现为价值问题。很显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学习西方成为风潮，并且被视为是政治上正确。在学术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这就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我举一个例子。从“五四”以来，大多中国学者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但在西方的历史中，封建和专制是两码事。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者不能生长在一起。封建意味着分权，即西方统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封建制度。而专制指的是另外一种国家形态，即高度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在西方，人们很明白从封建到专制的转型过程，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但在中国，秦朝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封建了。同样，中国也不存在西方专制政治形态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这里不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制度作辩护，只是想说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用西方的价值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价值观之外，那就是方法论问题了。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只是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把西方概念和理论传播和应用到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大面积地西方化、美国化。学习西方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但学习西方并不见得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今天，随便到哪一个书店，随便翻一本书，人们可以发现，除了大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什么都没有。从前还讲一些一点“中国化”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干脆也取消了, 很多人是机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称“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国，也很少有人在真正认识中国。

　　结果怎样呢？学术研究变成空谈。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对政治改革的争论。“左派”和“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即两边针对的都是同样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是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他们过分突出中国特色、国情、文化等等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不仅仅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左派”使用的话语大多也是从西方进来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为病人看病。如果医生看不好病，他（她）只能反思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那么看不好“病”怎么办？需要的是修正所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存在着。而对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就说“现实”错了。这样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认识客观现实，增进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生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在技术上，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能够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优秀。他们可以在西方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是，他们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西方学者一样，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只是“科学”，而没有“社会”。当然，如前面所说，这种研究很多都是肤浅的“科学”（很多严格来说只是对一般寻常见识的形式化表述），如果不能说是伪科学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同样在曲解中国本身。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欺骗他人。中国和西方之间越来越深的“误解”因此也有中国本身的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也的确在误解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也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中国人总是告诉西方人，我们正在学你们，迟早我们也会变成你们那样的国家。很多中国学者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大都想传达这个信息。这样的话语表现在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身上，还可以理解，但表现在学界则很不应该了。亚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是这么做的。在自己社会实践表面上的西方民主，然后告诉西方，我们变成你们了。但是学者不能这样做。学者追求的是真理，不是一时的宣传效果。因为相信自己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很多中国人也相信西方理所当然会接受中国。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和转述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例如对中国“有利”的论述，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以及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在翻译中“被消失”。

　　中国对西方的“误解”也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常常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正确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在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和西方会是“同床异梦”。但是在早期，因为中国还处于世界体系的底端，并不能真正和西方“同床”，相互理解的问题还不那么迫切。不过现在，中国从世界体系底端一步一步往上爬，至少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和西方（确切地说，是和美国）“同床”了。一旦“同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家都觉得双方互不了解。因此，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就爆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发展软力量，向西方解释中国。这当然有必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还不能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是谁？”。在自己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如何向西方解释自己呢？如何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呢？

　　中国的理论研究或者对自身的认识至少落后中国的实践好几十年。实践前进了，理论还停留在原地。在很多方面，学术界甚至比“五四”时代都倒退。那个时候，中国还有很多同时精通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他们知道西方的东西不能随便用来解释中国，也不可随意应用西方的东西。但是现在，精通传统的人消失了，精通西方的人也消失了，同时精通两者的人更不知道在哪里。

　　要让西方了解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这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里对所谓的“本土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多学者完全在学西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本土化”，但对“本土化”的定义并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一点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传统。本土化如果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要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沟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的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的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是可以和西方沟通的体系，可能说容易，做很难。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具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中国的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是话语权了。中国研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