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对外传播》杂志 作者：郑永年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 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就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与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和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和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一种特殊的意义。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2005 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 架欧洲空中客车飞机的时候，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度的，需要各国的努力。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要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如何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西方的中国研究受到
价值观和方法论制约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已经接受了的价值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看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
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中国并未发生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的巨变，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此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这也促成了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 也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人所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出现中国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也很难应用到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的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就不是科学了。
西方社会科学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theory)。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有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中国显然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