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洲

　　气候问题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核心议题，将气候变化有意无意地等同于气候暖化，并从而与“减排”联系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全球化风险、国际道义与责任以及国家间利益分配和权力博弈的复杂问题。然而，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与挑战，全球治理涵盖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什么今天唯有气候问题如此突出呢？这里有一个话语选择的问题，即气候问题在实质上体现的是欧洲主导的话语权政治。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基本上是在接受欧洲气候话语的前提下来谈“减排”责任的，由于对欧洲的气候话语缺乏应有的认识，更谈不上有力的反击，我们的“减排”努力也往往吃力不讨好。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气候话语，提升中国媒体对外报道气候问题的话语质量，将是我们今后一大迫切的任务。但反而言之，这一点必须基于我们对欧洲气候话语权的深刻认识之上。

　　气候问题的实质：欧洲的话语权政治

　　气候变化是与自然演进相伴随的历史现象，如果说人类是“自然之子”，那么也必然是“气候的产物”。没有气候的变化，地球可能还处在恐龙统治之下，哪有人类的诞生和繁衍？尽管数百万年来气候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进化，但气候从来是变动不居的，冷暖交替，四季循环，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而导致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动因，就是太阳的黑子活动，其次则是地球内部的自然变化，如火山和地震活动，以及外来彗星的撞击。所谓星转斗移、沧海桑田，都不是人类所能主宰的。人类文明史不过数千年，欧洲工业革命至今更是才区区几个世纪，相比于地球漫长的自然演化历史实在只是短暂的一瞬。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活动确实大大增强了，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工业化的行列，但是地球气候的变化无疑有着自身的更为自然性的动因、规律与周期，说人类的排放活动成为了改变气候的关键因素或重要变量，无疑需要更慎重的评估。瑞典气候问题专家戈尔德堡的研究就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95%-98% 来自海洋中的水蒸汽，人类活动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只占其总量的1% ，而海洋中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量是由温度来决定的，温度的高低则是由太阳的活动决定的。工业革命以来，气候的冷暖周期变化也很难与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情况相对应， 比如1940 年到1975 年间地球气温是逐渐走低的，而这一时期欧洲与西方以石油为生命线的工业化得到了飞速发展。而且这一冷周期还是在炮火纷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巨大规模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然而，这些事实都被排除在了今天欧洲主流气候话语的考虑之外。

　　这说明今天欧洲主导的气候问题国际话语是一种选择性话语，而非平衡、客观的科学话语。英国的一些气候科学家对于个别不利其观点的数据作修改更是表明这种话语的选择性。事实上今天由英国、法国、德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所掌握的气候问题主流话语，在科学面貌的背后有着明显的政治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考量。这要从欧洲气候话语的基本背景说起。“二战”后的气候问题，不同于过去只是基于对自然进行科学考察的气候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后工业化”思潮的产物。工业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物质时代”，追求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其根本动力，然而到了“二战”后欧洲人开始逐渐认识到“增长的极限”以及物质生产背后的环境有社会成本。于是，借用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的话来说，“后物质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开始流行，绿色政治思潮兴起。这一过程恰好是欧洲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关注，有着这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背景，因此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

　　欧洲对于工业主义、物质主义的反思，从思想源头上说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有关，同时也与其“二战”中霸权衰落而在对外政策上改弦更张有关，而美国因为要维持“帝国”继续怀有强烈的物质主义情结。对于广大正在致力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有着比气候变化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如减少贫困、经济均衡发展、金融稳定、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换句话说，如果按数量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工作排序来说，有许多问题都比气候变化问题重要。然而，由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对于气候问题的“领先价值”和话语优势，才使得全世界随之起舞，从而也使它们更深地掌握了气候问题的话语权优势。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今天的气候问题是一种欧洲的选择性话语。只是欧洲的气候话语一方面标明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强调对全人类共同命运和利益的伦理关怀和道义责任，而掩盖了自己在气候治理方面的技术优势和观念优势所能赢取的国家利益。概言之，今天在国际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气候问题，其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话语“建构”出来的，其实质是欧洲主导的话语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