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富写于长征路上:重走二万五千里第一报告

    编者按：本刊第六期发表了罗开富的《重走二万五千里的第一报告》，亲述了他从长征起点启程后，头一个月在征途上的所历所闻。如今，罗开富以惊人的毅力，在他67岁之年又一次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应本刊之约，罗开富续写了随后征途的艰难历程，从中不仅让人感受到他践行理想的非凡意志，更显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采访求证长征史实的高度严谨。

“长征”归来再报告

    □罗开富

    6月17日傍晚，我以车代步，终于来到了红军长征的终点站——陕北吴起镇。

    在我25年前的记忆中，镇上像样的建筑只有洛河上的那座水泥桥，桥的两端是狭窄的沙石路。可眼前的小镇恍如现代化都市，老桥早拆了，代之的是4座新桥，宽阔的柏油路上车水马龙，简直比北京长安街还堵。路边高楼林立，食府宾馆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我与志愿者、也是司机祝贺找了好几家旅店，竟全是客满，挪不出一间空房。据说，吴起镇而今是油田开发基地，各路人马快把小镇挤爆了。唯有那座胜利山还是那么充满沧桑感，当年红军长征在这里打了最后一仗。山上仅剩的两棵楸树，依然郁郁葱葱。

    我抓紧时间联系采访。当地领导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一再表示歉意，准备安排我们住进四星级宾馆，却被我婉拒：重返长征路，怎么能躺在豪华大酒店？

    当晚10时许，我结束采访之后，顾不上吃晚饭，连夜驱车赶往100多公里之外的志丹县。回望吴起镇的璀璨灯光，我不由感慨，没想到在我的重返长征路的终点，居然不能简便地住下，但我由衷地为这样的“尴尬”而欣喜万分，毕竟长征路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啊！

    从福建长汀出发，经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到陕北的吴起镇，一共走了67天。我这次重返的路程，不止二万五千里。仅汽车里程就达13000多公里，尚且不包括每到一地的采访，翻山越岭，走家串户。特别是这次根据采访计划，我又走了当年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线路，因此比25年前那次多走了20多个县。

    “当记者的就有这个责任”

    在第6期《新闻实践》刊登的《重走二万五千里的第一报告》一文的最后写道：“我从红军四渡赤水的第一渡口土城跨过了赤水河。”其实，这次重返的任务之一，就是采访求证红军强渡赤水究竟有几个渡口。

    当初，我以为红军是在一个渡口渡了4次，好多人也许有同样的想法。25年前我徒步采访时，找到了6个渡口，明白了史说“四渡赤水”是指毛主席在4个渡口渡了4次。我回京后又访问了几位老红军，想不到他们说还有别的渡口，他们的师团就是从那里过河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红军对我说：这不奇怪，当时军情那么急、又要防敌机炸，大多是晚上渡江，渡口不多几个怎么行？那么，有些渡口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好多年前，我在中南海见到胡耀邦时也问了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老同志们说得有道理，长征时我也只是过了4次，恐怕渡口是不止这几个，历史不能没有见证者，每个渡口都承载着革命历史的艰辛与辉煌，应当搞清楚。你走过长征路，还是当记者的，就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条件嘛。”

    多年来，这件心结一直挂在心里。翻史料，访知情者，总得不到满意结果。今年6月9日，赤水两岸200多公里沿线的四县市党史专家先后赶来，和我一道走访，还考察了遗存的红军标语和为红军搭浮桥用过的板壁等。

    几年前只听一位红军讲起过有个叫“陛诏”的渡口，今年这次终于找到了。江边的陈树明老人带路，帮助找证据，回忆红一军团过渡的细节；在赤水畔长大的谭智勇研究红军史已近30年，他也说：“这个渡口也是我们近几年才发现并确认的。”就这样，我从上游走到下游，又从下游返回上游，好不容易证实了红军四渡赤水的9个渡口：依次是茅台、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淋滩、土城、元厚、陛诏和风溪。现今除了两个还在渡船，其他渡口都建起了大桥或吊桥。

    为了核实红四方面军沿途写的一条条标语，我在四川马尔康县冒着大雨寻找，在藏族县长崔乾志的带领下，翻山越岭10多个小时，总算在脚木足河谷找到了石刻的那条标语。其中一句在史书中被讹传为“打到成都去吃大米”，原来石刻上写的是“打到成都去，活捉蒋介石。”

    多年来，外界盛传红军走过的日干乔草地深处沼泽地已经干涸消失。为了求证真伪，我这次亲自去踏勘。四川红原县委同志担心我的安全，给我们配备了必要的装备，还派县委宣传部长向秋杰和多名藏族小伙陪同。6月11日这天，下着漫天大雪，我们下车走了几公里，刚到日干乔草地边缘，前头两位小伙子就失足陷进泥潭。我再次目睹了眼前的草地还是一片泽国，还是险不可测。

    20多年前，我徒步采访贵州途中，听说毕节有个“女子刑场追红军”的故事，当时来不及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所以这个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长征前任中央苏区粤赣省国民经济部部长、合作总社主任的欧阳崇庭，到达遵义后，奉命留下策应红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进入贵州，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妻子刘淑仙听说敌人要把欧阳崇庭转移毕节杀害，就背着一岁多的娃儿追夫，连追了两个县，不料敌人把她丈夫残杀于途中。刘淑仙把丈夫的遗体掩埋后，就再也很少有人看到她。但时隔50年后，人们看到刘淑仙来到欧阳崇庭的坟头，血水和泪水在她脸额上淌着，嘴里反复说着“红军、红军，丈夫、丈夫……”

    今年5月，我找到了毕节地委党史办，带我到烈士陵园祭拜了欧阳崇庭的坟墓，但是其妻后来下落却不得而知。我根据粗略的线索，在两天时间里辗转寻了5个县，后来找到了90多岁的卢云武老人，才得知刘淑仙为了躲避敌人，当时就藏到深山去了。就这样，我们一路寻访，翻了十多座山头，终于在一个名叫以角的寨子里找到了刘淑仙晚年的住处。可她早已长眠地下，我们在她坟头上献了花。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给她的遗属留下一点慰问金。离别时，她的外甥王达文交给我们一封信，其中写道：“在欧阳崇庭——我外公不幸牺牲之后，（外婆）依然继续着他的事业，于1988年患病逝世。今年（天）您们来找我外婆，我们一家很感激。我外婆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而今一切都显得很值，因为党和人民还没有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