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冯俊科接受新华网专访。 新华网 申楠 摄

    新华网北京2月26日电(刘军 申楠 刘芸曼) 研究探索民营文化公司参与出版的通道、出版社改制告别垄断资源优势、农民作为农村文化主体自助式选购图书、青年优秀作品出版驶入“绿色通道”、大众阅读带来全新体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冯俊科近日接受新华网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北京市2009年将建设出版创意产业园区，通过整合出版资源、创新管理体制、引进高新技术、打造名牌产品，使北京出版业成为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的新亮点。

    三大难题阻碍出版创意产业发展

    记者：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很多，出版业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理念是什么？北京创建出版创意产业园区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发展思路？
 
    冯俊科：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十分丰富的出版资源。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北京就有230多家，几乎占全国一半；报刊社1万多家，北京就有3000多家，几乎占全国1/3。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全国出版领域的精英人才，其中包括民营出版人才，这些人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熟练的市场操作经验、雄厚的资金基础。建立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就是为整合开发利用这些出版资源提供平台，充分挖掘多种出版资源的潜力，繁荣发展首都出版产业。

    出版业的创意产业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把丰富的出版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规模化、集团化、产业化、效益化、现代化；创新管理体制，让出版业走出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全面参与市场竞争；引进高新技术，吸纳优秀人才，提升出版水准；打造名牌产品，推出一批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精品图书和音像、动漫等出版物。

   记者：出版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破解的难题有那些？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冯俊科：一是思想观念还不适应，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观念、方法来看待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买卖书号、一号多用、盗版盗印、民营书商与国有出版单位联手搞不正当交易等，这些问题为什么长期存在却屡禁不止？有没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也有一些出版物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获得了国家大奖，市场认可度却很低，结果既没有产生经济效益，也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实际上，文化产品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一些出版物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赚钱是唯一的目的，却带来了不好的社会效益。

    二是体制机制不适应。管理体制上，行政权力干预过多，过多地利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出版资源被松散分割，北京地区新闻出版资源不仅被分割为中央和市属两大块，而且还隶属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同时散落着许多民营出版资源。这些资源无序竞争、浪费严重，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的优势。有的出版单位用书号来计划生产，用年检来替代管理，用执法来替代监管，特别是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影响，造成了多主管部门和管理部门界限不清晰，体制不顺畅，权限不明确，责任不清楚。另外，出版资源的结构布局和数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因而出现规模小型、经营单一、效益低下的局面。国有出版单位受审批制及主管主办单位的保护，实行“铁饭碗”，尚未真正建立起市场主导下的竞争局面。此外，人才机制也不健全，致使许多有才之士没有展示才华的舞台和机会。

    三是发展水平不适应。中国人均图书消费支出还不到欧洲国家人均购书费的10%，这其中既有全面阅读兴趣和购买力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所提供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与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