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16岁只身从上海来北京，从书店学徒工起步，一直做到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副司长，与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结下一生不解的缘分。

    著作等身——14岁在上海青年报发表第一篇文章，18岁在光明日报发表书评，73岁即将结集出版新作，已在境内20多家外媒体发表杂文、评论、书评、学术论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出版史料等各类体裁文章200多万字。另有职务作品200多万字。

    行为新潮——虽已过古稀之年，但仍对生活充满热爱之情，对一切时髦事物无不感到兴味盎然，对当前最时髦的电子产品和时装知识了如指掌，最爱看《时尚》系列等新潮读物。

    目光远大——尽管已经从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两年多了，目光却始终聚焦在行业发展的前沿，最近又与人合作提出了《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十大愿景》，自信即使不能“搅得一池春水动”，也期盼“一石激起千层浪”。

    因没有学历在职场和某些社交场合饱受冷眼，但他并不气馁，常常自比是一根芦苇，虽然“头重脚轻根底浅”，但确是造纸的原料，多少与文化沾边。他说，从事出版、发行工作，“既是雪中送炭，也是火暖自身”，就看你是不是爱学习。“当然，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受党的教育结果。”

    这就是潘国彦，出版界一棵爱思想的芦苇。

    1982年，潘国彦受命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是全国第一篇评论出版改革的文章——

    站在舞台侧幕边上

    梳理30年来出版发行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步伐，我们发现，潘国彦虽然不能说是“无役不与”，但确是一个研究者时常要与之见面的角色，特别是在改革大潮初起的那段峥嵘岁月里。

    谈到80年代初期的发行体制改革，潘国彦谈到：自己只是因为岗位的关系，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仿佛站在舞台的侧幕边上，既能看到一点幕后的场景，又能看到观众的反应，从而比旁人对这场有声有色的大戏多了一点感悟而已。其实他对发行改革的影响并非如他所言那样微不足道，而是在其中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已有定评。

    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社会饱受“书荒”困扰。当时上海一个大型综合书店可供书只有6000种；在广西桂林市，一家书店只有四种连环画；1978年国家出版局为了缓解“买书难”现象，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作品，发行当天北京王府井书店柜台被挤破，不得不请来民警维持秩序，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热点新闻。

    发行渠道不畅是导致买书难的主要原因。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出书品种逐年增长，但发行渠道只有新华书店独家经营，网点不足。更要命的是当时所采取的目录征订包销的方式，导致书店向出版社进货时接触不到实物，只能看到200字的内容介绍，又要一次性买断，书店的经营风险很大。对于这种工作模式，时任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业务办公室主任的潘国彦深感有改革的必要。于是，他相继在媒体上发表了《从买书难谈起》、《三忧与三愿》、《隔山买牛》等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新华书店盼望改革的呼声，对后来发行改革的启动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后者，由于生动地道出了旧体制的弊端，从而使隔山买牛的说法不胫而走，至今还被引用。

    1982年，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潘国彦被从新华书店借调出来，参与为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起草讲话稿工作。会议前，出版局对发行改革定的调子是“三多一少”，即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未将“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概括为一“主”。潘国彦反复琢磨文件后，认为根据新华书店的历史作用和为了更好地调动新华书店的积极性，建议加上“一主”，国家出版局的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才有了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主三多一少”。

    为了更好地宣传改革，在起草讲话稿期间，潘国彦受命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发表在当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是全国第一篇评论出版改革的文章。该文去除了业内人士的思想包袱，唤起了出版单位改革的热情，潘国彦不久也被从书店调到国家出版局工作。

    谈起当年事，潘国彦坦承，也曾经有过犹豫和彷徨的时候。自己对于打破包销制向来是支持的，但后来改革的形势竟然发展到让出版社总发行，鼓励民营书店成长，则确实是没想到。作为一个在新华书店工作了30年的职工，却要起草一份打破新华书店独家经营权的文件，压力之大外人难以想象。但想到自己所做的毕竟是有利于读者的好事，于是思想上也就释然了。在他其后的工作生涯中，是否有利于读者，始终是他检验得失利弊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