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喻国明

    对于当前中国传媒的发展而言，也许没有什么比保持认识上和行动上的方位感更重要了。而这种方位感的正确获得和保持，离不开我们对发展格局的基本判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问题的科学把握。“做正确的事”要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换言之，在现阶段的传媒的发展中，面对社会环境、技术环境与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成长性空间，知道“在哪做”和知道“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有鉴于此，本文着重讨论中国传媒发展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逻辑，以便于我们就此对于某些最为重要的发展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把握。

    30年，6件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传媒业发展轨迹素描

    一位社会学家说：“要想判断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可以从观察这个城市厕所的清洁程度入手；要想判断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可以从观察这个人将废弃物投入果皮箱的准确程度入手。”从这一由点及面的思路出发，我们不妨从6个具体的、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入手，对我国大众传媒业在改革开放30年的沧桑巨变中的发展轨迹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1.“新闻写作散文化”主张的提出：中国传媒从组织媒介向大众媒介的功能丰富与扩张

    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81年前后新闻界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实质上却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功能和角色扮演中（实质上是一种以大众媒介为外在形式的组织媒介）走了出来，开始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向着履行多种功能、扮演多种角色的方向转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语言就是新闻媒介面对社会的“表情”，这种“表情”的单一抑或丰富是由于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单一和丰富决定的。毫无疑问，自上而下宣达政令需要一种语言、一种表情；而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消遣则需要与此不同的别种语言和表情。不难设想，如果用庄重的新华体式的语言去表现信息服务或娱乐消遣的内容该是一种怎样的不和谐。

    2.“周末版”大潮的兴起：中国传媒的传播模式由“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型

    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1年前后兴起于报刊界的“周末版”大潮。尽管对其间走红的“星腥性”式的报道内容人们至今还颇有微词，但这场大潮给中国传媒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说到它的真正意义，其实还并不仅仅在于它启动了中国的报刊业市场，使人们当时的“解闷”需求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它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深刻内涵在于，我们的报纸和刊物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的取舍上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的传播者本位的做法，开始突出和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从而在结构与选择传播内容的“把关”标准上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这一变化被一些传播学者称之为我国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3.《东方时空》的问世：开启了中国新闻媒介履行环境守望职能的“元功能”

    第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开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焦点时刻”（后改称“时空报道”），以及紧随其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整点新闻”。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在此之前，我国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主要是宣传教化的工具、文化传承的工具以及娱乐消遣的工具；而从这时起，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其动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政府角色开始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移，而获得了决策权、选择权的人民群众需要分享信息资源以优化自己的决策与选择。至此，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和角色体系得到了系统性的恢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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