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

    金瓶又称“金奔巴瓶”。是清乾隆57年(公元1792年)清朝中央专门为藏传佛教呼图克图大活佛以上转世灵童掣签而精制的。每个金瓶中都配备了五支大小相同的象牙签牌。据史料记载，金奔巴瓶系纯金制品，净重2850克，高34公分，口径12公分，腹部直径21.3公分，系国家特级文物。

    用金瓶掣签的方式来认定藏传佛教最高等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是清王朝乾隆皇帝时期（1792年）正式设立的制度。此定制采用以来，已有三个班禅和六个达赖的转世灵童经由金瓶掣签认定。算起来，藏传佛教前后共有70多名大活佛是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藏传佛教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但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特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藏传佛教有两个特点，即血肉和灵魂是释迦牟尼佛教理论，而骨架则是西藏古老的“苯教”(6)仪式。）这种特色，我在下一章里将较为详细地谈到。

    在清朝康熙至乾隆时期，西藏各教派纷争激烈。游牧于青海的蒙古汗王和西藏的地方势力，用各种办法控制西藏的大活佛，以便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巩固所获得的特权。当时，蒙藏地区大活佛圆寂以后，转世灵童主要是由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师“吹冲”来认定。“吹冲”在各种贿赂下，在跳神中，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之家，有的甚至还是“吹冲”家族中人。比如六世班禅、扎什伦布仲巴呼图克图和噶玛噶举红帽十世活佛三人是亲兄弟；多杰帕姆四大教主级活佛出自一家；三世达赖由青海蒙古王公俺答汗赠“达赖”名号，四世达赖转世就是俺答汗的曾孙；七世班、八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丹泽班珠、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均系姻亲。

    这种大活佛几乎都出自一家的现象，也是促使清朝乾隆皇帝下决心整治西藏活佛转世制度弊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明以来，西藏事务俱是由西藏宗教上层和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王公以及西藏的大贵族操持，皇帝对西藏重大事务时尔也派钦差进藏督办。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康熙、雍正、乾隆皇帝考虑到对边远蒙古部族的约束，都对西藏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采取优抚政策。清高宗乾隆帝以为“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其达赖、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束加力）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7)）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中央政府在西藏派驻满汉清军3000名以守边务，同年还沿进藏之要径设置粮台塘汛。雍正四年，雍正帝钦准理藩院所奏，“西藏设驻藏大臣一员，办前后藏一切事务。”(8)雍正五年，清政府正式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成为首任驻藏大臣。从此一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185年之间，清中央政府前前后后向西藏调派驻藏大臣173人次（直接到任者有114人）。驻藏大臣不仅直接掌管西藏政务，还直接督察西藏宗教重大事务。对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除了“吹冲”降神以外，还需报驻藏大臣，并由驻藏大臣上奏北京大皇帝恩准。

    我在西藏当记者多年，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在藏学、文学、新闻学上打了一些擦边球，就学问而言，眼高手低，泛而不精，可谓不学无术。我最推祟的藏学家是已故的牙念章老先生。要想从书上了解西藏近代史，牙老先生的《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不可不读。纵观现代藏学书籍，多如牛毛，但能出其上者，坦率地说，我见到的还不多。

    我在这里讲述的金瓶掣签制度的由来，真正是拾人“牙”慧。

    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源由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叛国，勾引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事件的发生。

    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远赴北京参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沿途蒙藏头人聩赠了大量礼品和牛羊，加之北京各王公贵族的聩赠，六世班禅所获金银财宝无以计数。六世班禅还两个兄弟，都是有相当地位的活佛。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是扎什伦布寺的扎萨大喇嘛，掌管扎什伦布寺政教事务；其弟就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当年深秋，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北京圆寂，其所有财物均由其兄押送回西藏扎什伦布寺，除部份财物和大量牛羊留与扎什伦布寺外，多数珍贵财宝为仲巴呼图克图攫为已有。确朱嘉措因不属同一教派，未得分毫。一气之下，确珠嘉措出走西藏，投靠了廓尔喀国（即今尼泊尔）。

    确朱嘉措于乾隆四十九年外逃到廓尔喀国后，大事渲染扎什伦布寺有无数金银财宝，西藏边务如何空虚，挑唆廓尔喀国王发兵西藏。

    廓尔喀人第一次侵藏获利不多，到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兵再次入侵西藏。

    当三千多廓尔喀兵即将打到扎什伦布寺时，驻藏大臣保泰匆忙赶赴日喀则将七世班禅移至拉萨。仲巴呼图克图竟弃寺携带贵重财宝逃走，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僧人群龙无首，也四下逃散。廓尔喀兵将扎什伦布洗掠一空以后，又攻打日喀则宗城堡。驻守城堡的80多名汉兵在都司徐南鹏的指挥下，奋勇抵抗，廓尔兵多有死伤。久攻城堡不下，廓尔喀兵于是退走，驻扎在西藏边境一带。

    乾隆帝得奏报后十分震怒，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率17000多满汉清兵入藏，并着四川总督孙士毅督办粮晌。福康安大将军不负乾隆皇帝所望，率清军由日喀则一路南下，将廓尔喀兵逐出西藏，并挟军威，一路扫荡，最后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多次乞降，并将确朱嘉措的尸骨、妻小及掠去的扎什伦布寺部份财物一并送至福康安军前，表示永不敢犯边界，并许喏向大清国五年一朝贡。乾隆帝见冬时将至，清军远征喜马拉雅南麓，大雪封山，多有不便，方准福康安受降。

    我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大院内，看到过一块石碑，上面记述的就是福康安大将军进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的军功。十一世班禅在大昭寺被金瓶掣签认定真身后，由拉萨返日喀则，我见石碑安放在扎什伦布寺接待室外的空地上，并用水泥作了基座。碑上文字多有模糊，碑名我已忘记。

    现在在布达拉宫广场，立有两座绿色琉璃瓦汉式碑亭。一块石碑是“御制平定西藏碑”，碑文为康熙皇帝亲撰，记述了康熙六十年出兵西藏，平定准噶尔入侵西藏的功德。另一块碑是“御制十全记碑”，碑文记述了乾隆皇帝在位五十七年间的十大武功。主要的文字就是福康安大将军率军赴藏驱逐廓尔喀入侵者的事迹。在拉萨西郊的功德林磨盘山上，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就是当年福康安大将军所率官兵修建的。庙前有一块高三米多的石碑，碑文记述的也是福康安大将军驱逐廓尔喀入侵者的功德。另外还有一块同样记述福康安率清军驱逐廓尔喀人的石碑，原先立在大昭寺前，称“大昭纪功碑”，残破的碑体已由文管部门收藏。

    福康安班师西藏后，按乾隆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了整饬。

    首先严惩确珠嘉措的叛国行为，废除了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转世，查抄了该教派的寺庙和财产，并强令其所属百余名红帽喇嘛改奉黄教，分散遣至拉萨三大寺。为使西藏长治久安，对外不受外人侵扰，对内治理有法可依，乾隆帝还着大将军福康安、四川总督孙士毅、驻藏大臣和琳、惠龄四人，会同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并制度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

    《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一、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旧例，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直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　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　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章程第十条还专门对达赖、班禅与驻藏大臣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职权进行了规定。“十、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讷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扎什伦布寺的一切事务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务，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

    金瓶签制度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川、青、甘、滇和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用。雍和宫内现在还立有《御制喇嘛说》石碑一块，碑文由乾隆皇帝亲撰，刻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碑文不仅说明了设置金瓶的原因，而且更重要地是，较全面地阐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上层喇嘛及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政策。其意可谓深谋远虑。碑文史料价值极高，全文如下：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刺马。予细思其意，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祗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束加力）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图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幼而皆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能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煸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岁次壬子孟冬月之上浣御笔

    为了说明金瓶掣签的公允，同时也强调释迦牟尼佛“神断”的作用，《番僧源流考》一书中记述了乾隆皇帝喻示军机大臣的一段批语：“今朕送去一金瓶，供奉前藏大昭寺内，嗣后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哲卜尊丹巴、噶勒丹锡勒图、第穆、济咙等，并在京掌印大呼图克图及藏中大呼图克图圆寂时，禁止拉穆吹冲看验龙单，着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将所出呼毕勒罕有几人，令将伊等乳名各书签放入瓶内，供于佛前虔诚祝祝寿念经，公同由瓶内掣出一签，定为呼毕勒罕，如此佛之默佑，必得聪慧有福相之真正呼毕勒罕，能保持佛教，朕尚不能自主，拉穆吹冲更不得从中舞弊，恣意指出，众心始可以服，钦此。”

    文管会收藏的石碑中，还保存有“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瞻礼纪事碑”。石碑分为四块，原先嵌于拉萨色拉寺一壁上，后由文管会收藏到三块。此碑的碑文专门说明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的原因：拉穆吹冲择一聪慧有福相者，定为呼毕勒罕，“乃行之既久，遂有影射牟利者，从中舞弊，任意妄指呼毕勒罕，居为奇货。以致转生之人率出一族，竟与世袭爵禄无异。而信奉其教之人亦生疑虑。我皇考于平定廓尔喀，宁辑藏地后，曾制喇嘛说，详叙黄教源委与我所以振兴之故，并究悉其煽乱之由，将彼教坏法之人置之重辟。因思息纷定众之道，必须遏其弊端，特命制金奔巴瓶，送往藏中供奉。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今拉穆吹冲四人降神育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笺贮于所供金瓶，对众诵经，今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司笺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如所定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贮于雍和宫所供金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等公掣。”

    《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使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制度更加完善，得到西藏上层由衷地拥护。八世达赖奏称乾隆皇帝说：“卫藏诸事上烦大皇帝天心，立定法制，垂之久远，我及俗番众感切难名，何敢稍有违拗，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臣督率噶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行，自必于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无穷。”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御前侍卫惠伦等奉旨护送金瓶到达拉萨，福康安在奏摺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等恭赍金奔巴瓶来藏，于十一月二十日，敬谨赍到。臣等率同官员官兵及济咙呼图克图率领各寺呼图克图大喇嘛及噶布伦以下番目，远出祗迎。达赖喇嘛感谢圣恩，先期下山，在大昭寺等候，派喇嘛等各执香花幡幢导引，臣等与惠伦等恭送金奔巴瓶于向来讽诵伊罗尔经之大昭佛楼上宗喀巴前，敬谨供奉。达赖喇嘛率领僧众梵呗齐喧，极为诚肃。”班禅额尔德尼亦奏称，“我蒙大皇帝高厚隆恩，有加无已。此次钦差大人远送金奔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又蒙特赏哈达，传旨赐问，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

    乾隆皇帝心情愉悦地在福康安的奏报上朱批道：“好事，知道了，钦此。”

    第一个启用金瓶掣签并得到认定的达赖是九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也就是后来的十世达赖楚臣嘉措。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噶厦和拉萨三大寺派出的寻访人员找到三个灵童，经驻藏大臣奏报清宣宗后，道光帝特旨批准九世达赖转世灵童金瓶掣签。道光二年，驻藏大臣文干、帮办大臣保昌会同七世班禅等，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在驻藏大臣主持下，七世班禅从三根签中亲自掣出甘孜理塘出生的男童为九世达赖转世灵童，七世班禅当即为十世达赖剃度，取法名为阿旺罗桑丹增楚臣嘉措。

    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班禅是七世班禅转世灵童，也就八世班禅丹白旺修。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12月15日，十一世达赖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说来也巧，八世班禅也正好在这一年出生。七世班禅已在三年前圆寂，正当扎什伦布寺派人四处寻找班禅转世灵童的时候，拉萨三大寺也派人四处寻访达赖的转世灵童。扎什伦布寺在寻访到三个灵童后，首先快马驰报了驻藏大臣。驻藏帮办大臣（副职）赫特贺即向咸丰帝奏报。咸丰帝在其奏摺上朱批道：“谕内阁：赫特贺等奏，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现访得灵秀二童等语。七世班禅涅磐将近四载，今据赫特贺等奏称访得知觉异常灵妙二童，实属祥瑞，朕心快悦。著照所奏，即照定例将此二童之名入于金瓶内，唪经敬谨掣签，以定呼毕勒罕。俟掣定后由驿驰奏。”(10)

    这可能是西藏金瓶掣签用得最多的两年。

    咸丰七年八月，拉萨正处一年当中气候最好的季节。在驻藏大臣满庆和赫特贺的主持下，拉萨三大寺、摄政、噶伦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僧俗要员齐聚布达拉宫，在皇帝万岁牌位前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最后从瓶中掣出后藏托布加溪卡竹仓村民丹增旺杰的男孩为八世班禅。次年，仍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驻藏大臣满庆主持金瓶掣签，掣出十二世达赖。

    我还听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喇嘛·次仁讲了另外一个说法。

    佛教里讲，我们现在正处在“现在佛”的世界。整个宇宙世界在时间上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阶段性世界。早在过去佛的时代，世界上有一个大法王，上管天上众神，下管地下鬼魅，中间还管人世间芸芸众生。大法王有1000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可以成为佛。大法王就把1000个儿子的名字写在签上，装进金瓶里，然后掣签，谁真正修成了“佛”，就会中签。他说，金瓶掣签早在佛教传说中就有根据。乾隆皇帝大概就是根据佛教的传说，专为佛教盛行的西藏制定了大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

    十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开光典礼期间，于1989年1月24日在日喀则召开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五省区藏传佛教界高僧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班禅大师专门谈到了活佛转世灵童认定的问题，他说：“先找出三个候选灵童，然后逐一进行调查。我想到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是最好的。因为释迦牟尼是大家公认的，以后有误的话也可以请释迦牟尼。我想我和释迦牟尼合作决定是最好的。”

    在十世班圆寂后不久的同年2月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缅怀十世班禅大师功绩座谈会上发言说：“大师转生什么地方，各藏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没有关系，最后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来认定，谁也提不出意见。”十世班禅的经师、寻访灵童领导小组第一主持人嘉雅活佛在圆寂前留下遗言说：“要采用’金瓶掣签‘认定灵童。根据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班禅大师的遗愿和上层爱国人士、宗教界高僧大德的意见，在寻访工作将产生几个灵童人选的条件下，中央及时决定，用’金瓶掣签‘来选定灵童。”

    注：(6)西藏原始的本土拜物教，俗称“黑教”。信仰万物有灵，重跳神、祭祀、占卜。

    (7)见北京雍和宫清高宗乾隆帝《御制喇嘛说》碑文。

    (8)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77。

    (9)藏语，意转世灵童。

    (10)原本寻访到三名灵童，后来其中一名灵童父母表示不愿参加掣签，所以奏报是二名灵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