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负面报道”不是“负面影响”

    不知何时开始，有了“负面报道”的概念，如今与日俱盛，并派生出了“控制负面报道”、“减少负面
报道”的说法。不仅新闻管理部门在说，领导在说，就是新闻单位本身也习惯了这种说法。

    究竟何为“负面报道”？习惯势力所称谓的“负面报道”包括自然灾害、安全事故、治安案件、社会丑恶现象等——“天灾人祸”种种都包揽其中。延伸开去，揭露社会阴暗面、与舆论监督相关的批评报道都被人称为负面报道，甚至于只要某领导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报道，就斥之为“负面报道”，动辄得咎，令传媒人猝不及防。点击看更多>>>>>>

政府接受媒体监督应成为常态

    “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规定：“省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不久前，云南还颁布了一项以省级政府部门和州市行政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列为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这样的规定接连出台让新闻界感到振奋！”有新闻界人士表示，期待这条新规能促使更多部门对待媒体监督的态度更加开明。（2月10日《新京报》）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本是政府应有的“雅量”，因为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政府有完全的“指手画脚”权。“滇省府明确接受媒体监督”的新闻说明，我们的人民政府“在思想上”还没有把接受媒体监督纳入政府常态，就更别说官员会有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的行为了。这也就是云南省省委委员、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伊始提出要看负面报道引起关注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负面报道是一面镜子，可见真实地照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众之所以喜欢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就是希望政府通过负面报道，看看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或者不足，进而改进工作。过去朝廷中都几乎设有“挑刺”的谏官和专门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收集民意的官员。过去我们党也极为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现在党内政内歌功颂德的声音很强，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似乎越来越少了，以至于让负面报道“噤声”差不多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潜规则，一到重要会议和重要节日期间，媒体上正面报道就铺天盖地。本来召开重要会议是为了解决问题，铺天盖地的正面报道却掩盖了问题，于国于民都不是好现象。点击看更多>>>>>>

“伪舆论监督”：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

    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一种信息放大，在任何国家，还都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间接介入和干预。在我国，舆论监督的实际效果与媒体的行政级别有着密切的关联，不管舆论监督以何种面目出现，其终极目标都是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新闻当事人的“新闻救济”。“新闻当事人”既包括直接新闻当事人，也包括间接新闻当事人———指与直接新闻当事人有着相同处境的一类人。尽管他们一时不具备“新闻点”，没有被媒体报道，但是他们属于新闻事件指涉的同一个群体。如孙志刚案中的孙志刚就是新闻直接当事人，而先后被非法收容而遭迫害的流浪乞讨人员，就是《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间接新闻当事人。②“伪舆论监督”因为信息的披露，使潜在新闻事实由幕后到前台，由于受到传媒环境的控制，异化了舆论监督的客体，扭曲了新闻的价值，使新闻中的弱势者不仅得不到新闻媒体的“救济”，反而被暴露于众，最终遭到强势者更严的控制。其有几种表现形态。点击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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