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当前广大“编外记者”大军的境况，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是再贴切不过了——他们可以分为这样的“两种人”——暂时当稳了“新闻民工”的人，和想当“新闻民工”而不得的人。他们是那些为媒体创造剩余价值，供媒体廉价驱使，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收入最少、待遇最低、甚至不计报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汗甚至是血，采访没本、看病没险、失业没保，没有编制、没有平等、没有身份，女生像男生、男生像畜生一样奔波劳碌在采编第一线的广大的聘用、临时和实习人员或者干脆就是免费劳工。

"哪里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体制外记者的生存尴尬（新华网传媒频道配图）

　　现状：“半年河东，半年河西”，我拿青春赌明天

    一位自嘲为“新闻民工”的同行的博客文章《唉，记者这职业！》反映的体制外记者的生存尴尬，很有代表性：

     我当过两年记者，当然是民工类的，一直没能进到体制内，在电视台想转个台聘比登天还难，就像现在热闹的娱乐圈，潜规则特别多。咱是八尺男儿，既不能像张钰那样以身体为敲门砖，又不会逢迎拍马，所以，虽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虽然是单位仅有的一个研究生，虽然工作成绩也不错，虽然只是一个省级台的农业节目，但对不起，想转正仍遥遥无期。由满心期待到无限失望再到无比愤怒，这就是我两年来的心路经历，一场噩梦般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在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中结束了。①

    如今，像这种徘徊在体制之外的“新闻民工”或“流浪记者”全国究竟有多少，由于用工媒体混杂、众多和从业者“半年河东半年河西”的频繁流动，无法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是，据有关数据推算，估计不少于40万人。如果算上网站等新兴媒体中从事采编工作的人，这种干着体制内记者同样的工作却享受不到相同待遇和身份的，数量将更加众多。

    随着媒体商业化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和就业形势的日益艰难，他们的生存和保障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这一点从今年7月份CCTV一次性清理出1800名属于“不规范用工”的临时人员就可以窥见一斑。

    原因：商业化阴影下的管理异化与人性黯化

    按照曾经在广州多家媒体当过“新闻民工”的曾华锋在其《从打工仔到流浪记者》一文中的说法，“流浪记者”也就是“聘用记者”，90年代初产生于中国，不转档案和户口，不占正式编制。企事业单位所谓的编制，基本上是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存在很多桎梏。所以近年来，一些企事业单位，包括媒体，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相继打破“大锅饭”、“编制”，采取“全员聘任”或“在编”与“聘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增加了活力。中央电视台、京华时报、新京报都是这样。②

    但是，这种初衷本来美好的做法，如今在传媒业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已经成为一些媒体榨取“廉价劳动力”，增加资本运作“剩余价值”，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工具。当前很多媒体老总并不是不知道用工要签劳动合同，要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但是“一些媒体的老总在回答为什么不跟记者签劳动合同这个问题时，曾得意地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们签劳动合同？不签合同，我一年可以省几千万元。’”③

    正是因为奉行这种从降低媒体成本出发，而不是从编辑记者个人成长出发、追求员工与企业和谐发展长远目标的管理理念，众多媒体管理者纷纷引进并创造一些足以使人性异化的“西方式”、“现代的”管理方法，什么“考核制”、“末位淘汰制”、甚至“零工资制”成为一些媒体榨取记者价值的法宝。其实，在西方一些现代企业已经把管理理念从强调激烈竞争，发展到现在推崇共赢合作的今天，我们一些媒体采取的体制内外同工不同酬，并将那些体制外员工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残酷竞争的做法，不仅不“西方”、“现代”，而且还有违管理伦理，甚至缺少人性，为真正的企业管理者所不齿。也正是因为我们一些媒体管理理念上的异化，使一些媒体记者，特别是编外记者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当新闻从业人员在发稿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连环考核中沦为“弱者”，甚至是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记者们生存与发展的体制环境了！一个压力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我们能期望他以什么样的心情和视角去关注这个社会？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