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光明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并不再要求他们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拆分，而是鼓励整体上市，以“体现产业的整体性，减少关联交易”，“给股民更高的信任度”。此言一出，就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有媒体随即刊发评论，高度评价这一政策信号，表达了期待与乐观之情——“意味着中国传媒业的体制改革由此进入一个全新阶段。这不仅对新闻传媒业本身是一大利好，对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媒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发育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都将是一个大大的利好”。

    事实上，回顾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过程，确实并不平坦。率先上市的《北京青年报》2005年爆出腐败丑闻后，曾有媒体传出消息，政府将暂时搁置报纸公开募股上市。到今天，出版总署署长的公开表态，无疑释放出了政府将坚定推进媒体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此表态，会不会拉开中国媒体新一轮改革的序幕？采编业务上市，会遇到哪些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中国媒体管理体制改革将走向何方？本报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先生。

　　市场机制比行政机制更民主

　　南都周刊：“完全放开地方报纸、出版集团以及新闻网站在国内外上市”；“允许传媒整体上市，而不是局限于过去将报纸的采编业务与广告等商业经营剥离开来的做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提法与以往相比，是不是一种突破？

    喻国明：当然是一种突破，因为采编是传媒产业最有价值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传媒产业就是内容产业，如果采编不能包容到上市公司或资本运作中去，就会人为造成各个环节之间的脱节，会造成很多矛盾和困扰，比如加大运行的成本。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过去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一直在试探，现在如果能把采编包括进去，当然是一个进步。

　　南都周刊：但一直以来，反对采编业务上市的人，持一种观点：报纸的内容控制权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简单地由资本市场来操纵。

    喻国明：这个问题是两个方面，我当然认为采编权力、传播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个体现，这个本身没有错，毕竟传播资源、信息资源是一个国家权力资源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社会信息资源权力的重组和权力的再分配，都是一种相当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但后面一句话我不赞成。市场对传播权力的分配，永远要更民主化一些。因为市场永远是相对多元化的，如果市场是由极少数垄断寡头控制，那么言论传播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它多元化到一定程度，多元的利益机制达到相对平衡状态时，这个社会传播资源分配的相对合理性就是可以保证的。市场机制比行政性机制更能体现民主和对于社会要求的适应性，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如果适用市场机制的话，中国的信息平衡、信息传播的效率，以及言论表达的顺畅性，都会比过去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我们现在采用的上市方式，是混合经济的方式、股份制的方式，这就是一种相对平衡、而不是由某一个寡头单一控制，这本身就体现了多元制衡，体现了社会权利、社会主张的经济安排。

　　传媒变革需要配套改革跟进

　　南都周刊：新提法一出来，媒体普遍表达了欢迎和乐观，比如有评论认为：新一轮改革意味着中国新闻出版业将迎来又一次黄金时期。你认可这一观点吗？我们有没有理由乐观？

    喻国明：中国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因素是一个很大的资源，这方面政策的改变可以给传媒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报业集团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有些是新技术和市场本身的发展带来的，还有很多因素出在融资、媒介之间的互相进入上。过去报纸和电视之间不能互相进入，一旦资本化以后，假定广播电视是市场化的，报纸也是市场化的，那么，就不存在不能互相进入的问题，因为我可以买你的股份，这就是一种实质性的进入。所以，它本身确实是一个进步。

    但媒介在中国始终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始终是慎之又慎的，任何跟媒介相关的改变，一定需要政治体制的某种跟进。比如现在的报业体制属于属地管理，属于当地的宣传部门直接管理，一旦资本化之后，它的管理权限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否成立类似于文化指导委员会的机构，来代表国家监管？这个机构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任何媒介的扩张，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跟现有权力的设置之间、游戏规则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冲突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明确的制度安排。而且，媒介自身的权力，假定一旦不受政府直接管理，那么权力边界在什么地方，哪些是它保留的，哪些是它应该克制的？这一定需要传播法或媒介的自由法案来规定。这方面的工作能进行到什么程度，依据过去的经验，会有非常强烈的制度约束和反弹，我不去做特别乐观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