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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凌解放即著名作家二月河。 韩源 摄

    我这人“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写稿子写了一辈子，投稿子投了一辈子，和两个编辑交道也就打了一辈子。

    在我的印象里，最本分正直的一位是我的启蒙编辑顾仕鹏。《康熙大帝·夺宫》书稿未成，顾老师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把康熙这个人的阴险、毒辣、虚伪和残忍……这些方面写足。”我当时答道：“不能这样写。康熙是‘大帝’，一定要把‘大’字写足。”我没按他的意思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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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的道理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似乎永恒不变。当时二月河只是一个小小文津渡口的“过客”，我自己也晓得只有任人家责任编辑“欺”的，只有受欺的份儿。我所以敢作“不能这样写”的“仗马之鸣”，是因为我懂得，如果我不能接受领悟编辑的话意，即使“努力去作”，也巴结不上编辑的思路。与其左右为难，不如“顶”字为好。

    然而，顾仕鹏似乎没有“店大欺客”的这思维。康熙第一卷小磨小擦，第二卷则大磨大擦，几乎翻天覆地。有时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或拍案而起，但终久没有把稿子出书的事给废了。可见他是没有私意的。

    我见过提着一篮小雏鸡去“贡献”编辑的，也见过被编辑一顿狗血淋头骂得蹲在石墙角搂头大哭的。这很简单，作者知名度不够大，有求于编辑——倒过来说，编辑掌握着“发稿权”，一言可以兴尔邦，一言则能丧尔邦，万万是不能开罪的。顾仕鹏却永远是一副朋友和老大哥的严肃面目：你来郑州住我家来，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没有床就睡沙发。没有客气，有的只是真切地照拂。说到“事上”，各说各的。吵红了脸，该吃饭时“请坐，拿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吃完饭咱们接着吵。我也从没想到过送他雏鸡之类的意思。直到他退休了，老了病了，卧床不起——我听说了，这时我已阔了点儿，给他寄了三千元——老实说，这也是根据他平时为人的廉正表示的一点点心意，很薄了。但没几天他就托人把钱送了回来，闹得我微汗。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尚未出书，我正和顾老师“吵稿子”的时候，周百义来了。

    他看上去很弱，也瘦，身上挎个帆布提包，说是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小编辑，是个只有初审权的小编辑。很寒俭的样子，自我介绍说，“我在湖北工作，但我是信阳人。”

    我当时已经出了第一本《康熙》，印了7万多套，第二本也基本成型，即将付梓。名气不算很大，但郑州广播电台天天都在播我的小说，按现在说法，“区域性”的名气已相当可以。自然的，我也许就有了点牛气。我告诉他，“我和黄河文艺出版社合作得很好，不打算在你们那儿出书。”他则说，“没有听说哪个作家专门给一个出版社出书”，也没听说哪个出版社把一个作家“包起来的”。他还说，你走过了“黄河”，再走过“长江”，你就占领了全中国。

    他很执拗，坚持说，“我就住在南阳，你写一章我带走一章。”

    好说歹说，我才劝走他，条件是“雍正的书给你（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