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跃进的风格

    《收获》创刊时，反右开始了。政治与意识形态成为《收获》评论的主要内容，第2期《收获》发表了社论《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荃麟代表作协党组在批判丁玲、陈企霞会议上的长篇发言《斗争必须更深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的评论文章曾见于《收获》，这篇发表于《收获》1958年第3期的《大跃进的风格》是靳以的特约稿。彭新琪回忆说：非得约不可，一定得刊登这样的文章。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刊登他一篇文章，才说明刊物是与党站在一起的，特别在那个时期。

    当时只是新人的姚文元是《收获》的常客，姚文元的评论文章紧贴形势，每每成为新一轮批判开始的信号弹。1958年第2期《收获》发表了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1959年第2期和第4期，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论“白兰花”和“丁佑君”》和《鲁迅论文学》；1964年第2期，《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1965年第6期，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第3期，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

    1965年第3期《收获》，发表了本刊评论员撰写的评论《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1965年第4期，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欢迎工农兵文艺评论》。1965年第3期是评论文章比重最大的一期，此时的《收获》几乎成为《人民日报》的杂志版，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重大新闻均一一转载，这一期集中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红旗杂志社编辑部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李小林说：“那个时候几乎每一本杂志都是这样，政治形势太严峻了，大家拼命表态，上海已经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了，所以那个时候很谨慎小心，不停开会、政治学习，大家都是诚惶诚恐。”

    第二次复刊，评论只保留了一年。1980年第4期，在发表桑逢康的《斗争生活的生动写照》之后，评论从《收获》消失。

    散文、报告文学：创造奇迹的时代

    散文、报告文学是《收获》的常设栏目，1959年第6期编后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增强刊物的战斗性，《收获》从明年起，除刊载长篇和中篇创作外，将发表更多反映当前现实斗争和大跃进面貌的短篇作品，特别是短小精悍的散文、特写。”

    在此后的《收获》上，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散文和报告文学明显得到加强，深入工厂农村的作家们更像新闻记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收获》第二次停刊。《收获》1958年第4期上一篇不长的特写《创造奇迹的时代——党挽救了邱财康同志的生命》，作者却多达五人——巴金、任干、胡万春、靳以、魏金枝，这也是《收获》历史上作者署名最多的一篇作品。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回忆道：“我亲眼看到他们五个坐在一起，讨论了又讨论，商量了又商量，不断地跑医院，慎乎其慎，绞尽脑汁，一反各人的写作习惯，文章写得出奇地慢，不知他们当时握笔的手是否在颤抖。”

    巴金有很多散文发表在《收获》上，除了创作谈，还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大寨行》、《个旧的春天》、《新中国人》、《炸不断的桥》等等。1962年5月，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认为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指的就是这些奉命而作的文字。

    除了知名作家的散文之外，作者中还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杨成武写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徐景贤的名字也连续出现，徐景贤和张英合作《带电的人》发表在1965年第1期，《南泥湾人的后代》发表在1965年第4期。

    “文革”后的《收获》保留了散文栏目，随笔和报告文学交替出现。后来由于散文的来稿量太大，编辑部人手不够，无法处理，加之专栏的逐渐成熟，1998年以后，散文以专栏形式取代。

    专栏：文化苦旅封面中国

    1987年，李小林收到大学同班同学余秋雨从外地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校长的余秋雨在来信中说到正在西北做课题调查，走的是一次文化苦旅。李小林被“文化苦旅”这四个字吸引住了：“我们正好对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很感兴趣，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可能就作为散文发了，但是看到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有意思。”

    1988年第1期，《收获》以专栏《文化苦旅》为名，发表了余秋雨的《阳关雪》等三篇散文，这也是《收获》第一次请作家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散文。余秋雨后来回忆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

    余秋雨后来与《收获》的合作长达七年之久，在《收获》相继开设了《山居笔记》、《霜天话语》、《旧城迷藏》等专栏，《山居笔记》篇幅更长，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文化苦旅》，但没有一个专栏可以和《文化苦旅》的重要性相比。《文化苦旅》对于《收获》和余秋雨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收获》为余秋雨铺设了学术领域之外的平台，成就了余秋雨的社会名声，《文化苦旅》则是《收获》影响最大的专栏，不少读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声称，他们就是冲着《文化苦旅》买《收获》的。余秋雨为《收获》提供了当时的读者喜爱的文化散文。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后记中写道：“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过出版约请……”《文化苦旅》结集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稳居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的代名词，树大招风的余秋雨也因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与之俱来的是数不尽的盗版和争议。

    《文化苦旅》让《收获》尝到了请作家开专栏的甜头，从此，《收获》的专栏固定化，并且逐渐摸索出一套成功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专栏的品牌效应。每年秋天，杂志开始第二年征订的时候，编辑部都要开会商量确定来年的专栏方向，保留好的专栏，寻找新的专栏作者。副主编程永新说，我们不能把散文搞得太杂、太纷乱，所以定位在文化散文这一类上，以此来扩大小说所不能到达的范围，同时和文学又联系得很紧，以此来区别于其他刊物，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杂志。

    始终在求变、求新的《收获》专栏体现了编辑敏锐的嗅觉和策划能力，结合文化热点，大容量、历史感、文学性和社会性并重，邀请的作者都是名家，充满文化和历史意味，在写作手法上融合了散文、纪实文学的特点。

    1993年，李小林找到写过《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李辉。李小林说，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只写到晚清，希望李辉能够就他熟悉的20世纪现代文化以专栏的形式继续写下去。李辉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专栏《沧桑看云》。  

    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以后，李小林买了一本，后来带到杭州，读给巴金听。李小林很喜欢这部作品，并对作者陆键东发生了兴趣，后来通过三联书店找到作者，约他开了专栏《世纪流云》。

    编辑在《读书》上看到作家余华的随笔，觉得不比他的小说差，就约他开了音乐鉴赏的专栏《边走边看》。

    《收获》专栏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还有阿城的《常识与通识》、叶兆言的《杂花生树》、李辉的《封面中国》，以及《走近鲁迅》、《河汉遥寄》、《人生采访》，近年的《亲历历史》、《一个人的电影》。

    给《收获》开专栏，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开专栏的作家都有一个几乎相同的感受：苦不堪言。李辉说：“《沧桑看云》写得特别慢，修改特别慢，考虑到一万多字的文章容量，废墨不能太多，尤其是专栏，我觉得专栏是最考验一个人的，考验你的毅力，你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一篇两篇蒙得过去，一个专栏下来，你要是不加把劲，是没资格的。她找到我开专栏，本身就是对我的信任。从我来讲，我要尽量做得很好，所以，那三年真的写得很辛苦。”

    余秋雨写完《山居笔记》最后一篇时如释重负：“这是一个杂志和一个写作者之间一场严肃而漫长的生命逼索，一遍遍修改，一字字校正，一次次摇头，一声声叹息，像是拉了七年锯，打了七年铁。”

    余秋雨今年再次在《收获》露面，开设专栏“苦旅余稿”。第1期和第2期上先后发表了余秋雨的《问卜中华》和《古道西风》。余秋雨此次推出的散文，是《文化苦旅》增补本中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