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多产的《收获》作家王安忆探望永远的《收获》主编巴金 图片由《收获》编辑部提供
1957年创刊时,《收获》是一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评论等各种文学体裁齐全的文学双月刊,这种架构一直保持到1980年。最早消失的文体是诗歌,随后销声匿迹的是评论、戏剧和电影。
诗歌:共产主义的早晨
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的诗歌是冰心、严辰、戈壁舟等三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是诗人严辰1957年访问前苏联的组诗《苏联行》中的一首:“多少次走过克里姆林,/看不厌塔尖鲜艳的红星,/它那洞彻一切的光芒,/对于我们早就不再陌生。……它在千万颗心里跳动,/千万颗心合成一颗大星。”戈壁舟的《沙原牧歌》歌颂的是大跃进运动中社会主义农村沸腾的新生活。
冰心支持“巴金老弟”的《我的秘密》,描写的是一个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少年在工艺美术陈列室参观时,被精美的工艺品吸引,转变了考学的打算,立志成为一名工艺美术设计师:“我一定要去学美术工艺!/我想我爹妈不会不同意。”在写下这首《我的秘密》的1957年,冰心本人隐忍的秘密是她的三个家人——老伴、儿子、三弟分别被打成右派。
在《收获》以后发表的诗歌中,有《民歌一百首》,也有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越南的诗歌作品《下龙湾暴风烈火》。著名诗人纷纷披挂上阵,他们创作的诗歌无一例外地讴歌沸腾的生活和伟大的时代精神:《共产主义的早晨》(王亚平)、长诗《为钢而战》(雁翼)、长诗《龙门》(田间)、组诗《新塞上行》(阮章竞)、《伐木烧炭歌》(闻捷)、《生命的赞歌——颂王杰日记》(芦芒)……
除了诗人热烈的时代曲,《收获》也发表过国家领导人的诗歌作品,1964年第一期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七首。1965年第三期发表了三首悼亡诗,追悼的对象是当年去世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三位作者的身份也十分特殊:《柯庆施同志千古》(朱德)、《哭柯庆施同志》(董必武)、《哭柯庆施同志》(陶铸)。
到了1966年,《收获》上的诗歌内容已经完全向工农兵倾斜,活跃在车间和炮艇上的工人和士兵也登上了《收获》的舞台:“猛虎艇”战士诗歌选、汽轮机工人战歌、水兵诗页、《工农兵歌颂毛主席》、《天安门连着咱校园》……
1979年复刊后,《收获》继续发表诗歌,复刊号上发表的是诗人郭小川的遗作《严厉的爱》。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诗就在《收获》上销声匿迹,1980年第3期的周立波遗作《诗二首》成为诗歌在《收获》的绝唱。
“当时写诗的人实在太多,我们编辑部人很少,实在看不过来;我们的重点是中长篇小说,杂志篇幅有限。再说那时候发诗歌的刊物很多,《诗刊》就很有影响。”李小林对此解释道。
戏剧、电影:农民起义的历史
在《收获》发表的戏剧作品中,为人提及最多的是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老舍的《茶馆》。在创刊号上同时发表的还有后来拍成电影的柯灵的《不夜城》。以后的《收获》每期都有话剧和电影剧本,一期少则一部,多则两三部。
《茶馆》之外,另外一部广为人知的话剧作品是郭沫若的《蔡文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蔡文姬》的发表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回忆道,1959年第2期的《收获》有两个版本。这一期原来编发的是《蔡文姬》。刊物已开始印发后,靳以接到郭沫若办公室紧急打来的电话,原来郭沫若收到校样后,告知有改动,不让发表。靳以只得将打好纸型的《蔡文姬》抽出,填补上其他作品,重新印刷、装订。已经开印的杂志装订了12本,于是这一期有了两个版本。
彭新琪是1959年至1969年的《收获》编辑,她回忆道“郭沫若当时抽回去说修改,其实他很紧张,害怕出什么问题。我们当时也没有人进行对照,应该看看修改了哪些地方,很可能只是一点点,或者几句话。说明1957年反右,老知识分子心里害怕,特别是郭沫若,他当时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你看他‘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要把自己过去的作品都烧掉,就很说明问题了。”
修订后的《蔡文姬》顺延到1959年第3期发表,同期发表的还有郭沫若为《蔡文姬》撰写的序,序的标题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过程》。
和《收获》的诗歌作者从专业诗人向业余作者不断扩展一样,剧本的创作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蔡文姬》同一期发表的电影剧本《十级浪》就是由东海舰队三○一、三一四舰创作组完成的。
1979年复刊之后的第一期,话剧和电影剧本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先后发表的有陈白尘的《大风歌》、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吴祖光的《闯江湖》和曹禺、万方的《日出》。
李小林说:“1980年代中期,小说一个新的辉煌时候开始了,创作的势头很好,戏剧电影创作相比较不是很景气,电影文学远远比不上小说,那时候人们对电影的热情逐渐减退了。另一方面,电影剧本创作不像小说,小说可以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更加打动人,电影必须通过再创作才能完成。”
1989年第4期之后,戏剧和电影也退出了《收获》的舞台。只是,在2006年的专栏“一个人的电影”中,刊发了王朔的电影剧本《梦想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