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见到白岩松，你会立即明白，“国字脸”是个什么意思。

    他很早就结婚。妻子知书达理，儿子活泼可爱。30岁得子。近些年来他参与了所有的大型新闻的直播，他很少出错，值得领导和同事们信赖。

    天天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除却隐私，他的个人生活大白于天下。他是蒙古族人，为人正直，坦诚，尽量地和人相处好，是性情中人，喜欢喝酒，却往往彬彬有礼。他从事着一个不能时常笑的工作，十分严肃甚至有刻板的嫌疑，然而私下里，他热情、善意，亲和，睿智，善于自嘲，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思考，也痛苦，也急躁，也快乐，但是有分寸。偶尔，他会担起全国十大杰青，或者“青年领袖”等荣誉。他是优秀主持人，亦庄亦谐。

    他年幼失怙，年轻时极瘦，瘦得像那些60年代的年轻人。那些1968年出生的人都曾意气风发，胸怀理想，愿意和国家同呼吸，共患难。他们青年时期的欲望和理想在上世纪90年代激烈斗争，和经年的失眠，脆弱的神经纠缠在一起，至今未能完全平息，而中年就如期来临。

    离39岁只有几天了。他依然会引用海子的诗歌，来印证他的情怀。他会感动于一张照片，一句话，一个微小的细节。甚至会因此流泪。

    总而言之，在主流的人群中，白岩松几乎符合了所有的主流价值观。他是有志于新闻的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要教会他们在一个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里，如何保持真诚、质疑和必要的愤怒。他表示等他年老了他要回去教书，他要做一个让人快乐的老头子。

    但他依然坚持：我是主流中的非主流。他必然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和猜想：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央视体制下，他有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他是否矫饰过他的本来面目？他是否人格一致？

    他的一名同事说，“作为既得利益者，这必然会妨碍他的表达。”采访过程中，他依然会跟你谈论：道德，人格，理想，激情这类大词。在他可以操控的语言范围内，他轻松自如，交流顺畅，“别以为背靠着大树，你就是一棵大树”?D?D对自我的认识相当贴切，时不时抛出类似警句名言的句子。这时候你难免心存狐疑：这是矫饰，还是本心？

    记者问：“你是否善于沟通？”

    白岩松回答：“我不一定善于沟通，但我善于和不需要沟通的人沟通。”

    在体制内成长，在受到体制某些限制的同时，也接受了体制所赐的平台，白岩松这名“电视老人”始终在积极利用自己的才干和热情寻求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突破。

    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问：做新闻这么久你会麻木吗？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做新闻的好处是你很难变得麻木。“神六”回来的那一天，我是夜里三点去直播，我心里也一样揣着好奇。新闻就是“树欲静风不止”的职业。

    问：14年前《东方时空》创办，提倡了许多新观念，现在这些观念是不是成为了电视台里头的共识？

    白：当时所努力的其实是从国家话语逐渐向媒体话语的过渡。前不久我大胆地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动员大会上说了一席话，我说：“请注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讲政治也是要用讲业务的方式讲，人们不能接受的不是讲政治。”我曾经举例，美国的电影也讲政治，但它是以讲业务的方式讲政治。你看《辛德勒的名单》，尤其是《拯救大兵瑞恩》，已经意识形态化到相当的地步了，但你觉得好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问：目前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白：我不妨说一下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说的一句话，我们播完第一次《感动中国》的时候，李长春同志写来一封信，说主旋律难道不可以也这样好看吗？我们的决策者也在这样思考问题。

    问：你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白：首先是怎么样让官员做该做的事情，如何改善用人体制、官员体制，其次关心公益性的捐助，另外还有弱势群体，陕西某县的农民用贺卡讨工资，这种“温柔”的方式，我们报道之后，40万拖欠的工资立刻还了，我们还做了回访。必须持续地关心，“持续”是一个关键词，它让你不沮丧，不骄傲。

    问：一谈到腐败，大家就立刻会想到过去的《焦点访谈》，想到舆论监督。

    白：我个人觉得，上下都有这样的愿望，舆论监督才能促成。总有人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但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能够变现吗？不能。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借力发力，同时顺应大家的需求，和上面的需求。三任总理都到《焦点访谈》组视察，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朱?F基总理在《焦点访谈》组题字，我站在他身后，“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当他写下“舆论监督”后我在后面鼓掌，他扭头冲我一乐说还有。下来他坐在我对面，我问他：总理，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一量，血压都高了。

    温家宝总理来的时候，也是小范围座谈，他说：“领导要清醒。”

    我从来不信奉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但是我一直相信普利策所说的，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t望员。

    非理性妨碍电视新闻改革

    问：现在还不是电视新闻最好的时候？

    白：远远不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娱乐时代，和娱乐时代相对应的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我认为是被娱乐时代屏蔽了。我隐隐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应该有一次更快的提速。

    问：什么是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

    白：真正电视新闻的到来，肯定是更关注新闻本身，更客观更理性，而不是只展现态度，好的新闻就是新闻本身。我们现在报道大量不是新闻的新闻，也有大量的新闻没有报道，都有问题。新闻就应该督促出台合理的决策，同时监督一切决策的运行，就这两个。

    问：是什么在阻碍这个时代的到来？

    白：现在我们非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兄弟媒体在干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大家都在混这碗饭吃，心照不宣。如果我们媒体有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媒体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还有人敢胡来吗？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督。

    问：你作为媒体人，觉得媒体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白：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更谈不上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

    问：你说的是收视率的问题？

    白：我从来不谈收视率的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收视率是比人治进步的评价标准。可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强调收视率，比如央视十套做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也逼着它一些科学节目都要搞怪的话，就错了。(我们国家媒体目前的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但只要它信奉着媒体的价值观，它就会往前走。

    问：你做的节目也面临着收视率的压力？

    白：还好，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于糟糕的收视率，但是我不去追求最红火的收视率，我觉得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恐怕比收视率高好。

    问：央视有些节目可能面临这种压力，比如《新闻调查》播出时间就不断调整，听说收视率也在下降？

    白：它面临压力，但是生存不会有问题，你能想象《新闻调查》或者《中国周刊》这样的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消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不干这个行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了。
2007年08月15日10:07 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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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做得差的新闻还不如做得差的超女

    当你见到白岩松，你会立即明白，“国字脸”是个什么意思。

    他很早就结婚。妻子知书达理，儿子活泼可爱。30岁得子。近些年来他参与了所有的大型新闻的直播，他很少出错，值得领导和同事们信赖。

    天天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除却隐私，他的个人生活大白于天下。他是蒙古族人，为人正直，坦诚，尽量地和人相处好，是性情中人，喜欢喝酒，却往往彬彬有礼。他从事着一个不能时常笑的工作，十分严肃甚至有刻板的嫌疑，然而私下里，他热情、善意，亲和，睿智，善于自嘲，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思考，也痛苦，也急躁，也快乐，但是有分寸。偶尔，他会担起全国十大杰青，或者“青年领袖”等荣誉。他是优秀主持人，亦庄亦谐。

    他年幼失怙，年轻时极瘦，瘦得像那些60年代的年轻人。那些1968年出生的人都曾意气风发，胸怀理想，愿意和国家同呼吸，共患难。他们青年时期的欲望和理想在上世纪90年代激烈斗争，和经年的失眠，脆弱的神经纠缠在一起，至今未能完全平息，而中年就如期来临。

    离39岁只有几天了。他依然会引用海子的诗歌，来印证他的情怀。他会感动于一张照片，一句话，一个微小的细节。甚至会因此流泪。

    总而言之，在主流的人群中，白岩松几乎符合了所有的主流价值观。他是有志于新闻的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要教会他们在一个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里，如何保持真诚、质疑和必要的愤怒。他表示等他年老了他要回去教书，他要做一个让人快乐的老头子。

    但他依然坚持：我是主流中的非主流。他必然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和猜想：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央视体制下，他有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他是否矫饰过他的本来面目？他是否人格一致？

    他的一名同事说，“作为既得利益者，这必然会妨碍他的表达。”采访过程中，他依然会跟你谈论：道德，人格，理想，激情这类大词。在他可以操控的语言范围内，他轻松自如，交流顺畅，“别以为背靠着大树，你就是一棵大树”?D?D对自我的认识相当贴切，时不时抛出类似警句名言的句子。这时候你难免心存狐疑：这是矫饰，还是本心？

    记者问：“你是否善于沟通？”

    白岩松回答：“我不一定善于沟通，但我善于和不需要沟通的人沟通。”

    在体制内成长，在受到体制某些限制的同时，也接受了体制所赐的平台，白岩松这名“电视老人”始终在积极利用自己的才干和热情寻求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突破。

    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问：做新闻这么久你会麻木吗？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做新闻的好处是你很难变得麻木。“神六”回来的那一天，我是夜里三点去直播，我心里也一样揣着好奇。新闻就是“树欲静风不止”的职业。

    问：14年前《东方时空》创办，提倡了许多新观念，现在这些观念是不是成为了电视台里头的共识？

    白：当时所努力的其实是从国家话语逐渐向媒体话语的过渡。前不久我大胆地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动员大会上说了一席话，我说：“请注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讲政治也是要用讲业务的方式讲，人们不能接受的不是讲政治。”我曾经举例，美国的电影也讲政治，但它是以讲业务的方式讲政治。你看《辛德勒的名单》，尤其是《拯救大兵瑞恩》，已经意识形态化到相当的地步了，但你觉得好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问：目前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白：我不妨说一下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说的一句话，我们播完第一次《感动中国》的时候，李长春同志写来一封信，说主旋律难道不可以也这样好看吗？我们的决策者也在这样思考问题。

    问：你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白：首先是怎么样让官员做该做的事情，如何改善用人体制、官员体制，其次关心公益性的捐助，另外还有弱势群体，陕西某县的农民用贺卡讨工资，这种“温柔”的方式，我们报道之后，40万拖欠的工资立刻还了，我们还做了回访。必须持续地关心，“持续”是一个关键词，它让你不沮丧，不骄傲。

    问：一谈到腐败，大家就立刻会想到过去的《焦点访谈》，想到舆论监督。

    白：我个人觉得，上下都有这样的愿望，舆论监督才能促成。总有人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但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能够变现吗？不能。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借力发力，同时顺应大家的需求，和上面的需求。三任总理都到《焦点访谈》组视察，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朱?F基总理在《焦点访谈》组题字，我站在他身后，“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当他写下“舆论监督”后我在后面鼓掌，他扭头冲我一乐说还有。下来他坐在我对面，我问他：总理，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一量，血压都高了。

    温家宝总理来的时候，也是小范围座谈，他说：“领导要清醒。”

    我从来不信奉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但是我一直相信普利策所说的，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t望员。

    非理性妨碍电视新闻改革

    问：现在还不是电视新闻最好的时候？

    白：远远不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娱乐时代，和娱乐时代相对应的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我认为是被娱乐时代屏蔽了。我隐隐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应该有一次更快的提速。

    问：什么是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

    白：真正电视新闻的到来，肯定是更关注新闻本身，更客观更理性，而不是只展现态度，好的新闻就是新闻本身。我们现在报道大量不是新闻的新闻，也有大量的新闻没有报道，都有问题。新闻就应该督促出台合理的决策，同时监督一切决策的运行，就这两个。

    问：是什么在阻碍这个时代的到来？

    白：现在我们非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兄弟媒体在干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大家都在混这碗饭吃，心照不宣。如果我们媒体有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媒体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还有人敢胡来吗？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督。

    问：你作为媒体人，觉得媒体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白：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更谈不上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

    问：你说的是收视率的问题？

    白：我从来不谈收视率的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收视率是比人治进步的评价标准。可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强调收视率，比如央视十套做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也逼着它一些科学节目都要搞怪的话，就错了。(我们国家媒体目前的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但只要它信奉着媒体的价值观，它就会往前走。

    问：你做的节目也面临着收视率的压力？

    白：还好，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于糟糕的收视率，但是我不去追求最红火的收视率，我觉得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恐怕比收视率高好。

    问：央视有些节目可能面临这种压力，比如《新闻调查》播出时间就不断调整，听说收视率也在下降？

    白：它面临压力，但是生存不会有问题，你能想象《新闻调查》或者《中国周刊》这样的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消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不干这个行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