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开篇：

    大家好，每一个来到香港的人都会来到太平山顶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美丽景色。这让我想到，10年前，我也同样站在这里，进行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十年过去了，虽然眼前的景色依旧，但是每个人都清楚香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身处这改变核心的就是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先生。在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他在百忙中接受了《杨澜访谈录》的独家专访，而地点就选择在前港督府，也是现在香港政府的礼宾府进行。

    一

    公元1851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建造他们的港督府，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他最后的黄昏……

    杨澜（以下简称杨）：我觉得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1997年的7月1号，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以下简称曾）：那天是非常忙的，还有又下雨，天气不太好。心情是比较紧张一点，当时见到很多新的面孔。香港殖民地已经一百多年了，离开母体已经一百多年了，现在复返了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很激动的，很激动的，这是回归母体，这是愿望很多年，准备工作做了很多，有点兴奋，有些紧张的，但是蛮好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

    曾：我每天都去。

    杨：所以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当然心里有啊，最重要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本身的信心，对将来要继续地努力。这是我们祷告的最主要的目的。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任何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型的领结，从不戴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而且不会使自己显得太矮。领结的英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煲呔曾”。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闷，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杨：但是像1998年在金融风暴中，要击退国际炒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选一个什么幸运的颜色？

    曾：战斗的颜色。

    杨：什么颜色？

    曾：红色。

    杨：红色，红色是喜庆的颜色，也是战斗的颜色，对您来说。

    曾：就是。

    二

    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曾荫权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一万点。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和当时执掌特区财政大权的曾荫权的仕途都陷入危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认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入市不久，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了先例，曾荫权更是众矢之的。在与金融大鳄较量且输赢未卜的那些天，曾荫权几度失眠、几度落泪。

    杨：这十年以来，你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金融风暴。再回想到当时的那几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很痛苦，很痛苦。我首先要克服的是，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已经破坏了，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是的，可能不能做生意了，还有香港最后的结果什么样我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

    杨：你也说过当时决定要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你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的斗争，当然一个方面是有金融的风险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您过去一直相信，政府积极不干预这样的一种市场政策，是一种叛逆吗？

    曾：没有办法了，当时我感觉这是惟一的方法。

    杨：但是当时的压力大到你会落泪吗？

    曾：当然有几天，当时我自己认为香港努力的基础，就在我的手中输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这个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好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有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能够允许我们金融制度垮台，所以一定要面对的事实，要不寻常的办法来做了。

    杨：在1999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呢，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他是要为他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有这样的一个辩解。

    曾：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羊，可能他是羊，他弱是他，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个不是游戏，是关于整个亚洲区民生的问题。

    经过两个星期的较量，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可以说，是他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这种风格的养成，自然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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