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 （点击图片看大图）

    作者：范东升

    不久前，研究我父亲历史的传记作者、扬州日报副总编徐向明先生在北京与我见面时，谈及关于我父亲范长江先生生平的一些“新说法”，据说现在在社会上很流行。中国记协日前在京召开筹拍关于我父亲生平纪录片的讨论会时，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蓝鸿文老师等学界前辈也问我究竟对那些说法怎么看？

    我虽然在文革后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时，就曾尽力搜集阅读过家父旧时的新闻作品，并协助母亲沈谱编辑了父亲的新闻文集，但从内心来说，却一直不愿意对父亲的生平多做议论。因为我觉得父亲对中国新闻事业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作为子女似不必过多谈论这些，其他专家学者研究他的生平应会更公正更客观。

    不过，我后来陆续看到新闻学界关于我父亲历史的一些讨论，有些说法确实颇令人诧异。想想徐先生和蓝老师他们的话，觉得是应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关于父亲当年去西北采访的目的

    在我懂事以后，曾许多次听我父亲讲过他年轻时代的事，文革中他更是详细地向我们讲述过他当年去西北采访前后的历史情况，并且多次写过 “交代材料” ，陈述关于自己的历史情况。我们几个孩子曾经在文革中帮助他将这些材料抄成大字报贴出去，为他的清白辩护。其中在谈到他去西北采访的目的时（参见《范长江新闻文集》：“我的自述”等文），他明明白白地说明自己当时去西北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搞清楚未来抗战的大后方——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便报告给民众；另一个就是研究长征中红军的动向。对于后者，他一直是非常关注，正如他在《自述》中讲到的，“对于红军问题，我的兴趣极大”。就在他去西北采访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他只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普通学生，就曾根据《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的原始资料，系统地研究红区的土地问题，并且在夏天借一个在国民党军营中任职的朋友的帮助，专程跑到江西南昌，搜集了一两百种关于红军的原始资料仔细研读。另外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本人早年所写的日记记载来看，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一直有自己的思考。他后来在西北考察中报道红军和长征，并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显然不是偶然的事。不知尹先生究竟有什么充足的证据，能够否定我父亲当年自己的记述和回忆呢？

    退一步说，我想假定当时换另外一位有胆识的记者去西部荒蛮之地采访，他将内战地区长征中的红军列入采访计划也很可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不需要靠“歪打”去碰运气。因为当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天大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两件：对外是日本侵略的危机，对内就是国共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内战了。两者又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消灭红军，也是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说辞的。凡对中国近代新闻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国统区的报纸时常发表“剿匪战报”一类的内容，红区的存在与发展和国共内战毫无疑问是国内最大的新闻事件，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在国民党的高压政治统治和新闻检查下，差不多所有国统区报刊的基调都是宣传如何消灭“赤匪”，极难看到稍微客观的报道。

    所以我父亲在年轻时代一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在筹划已久的西部采访计划中打算研究红军动向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尹韵公先生也曾在查阅旧报之后，提出国统区报界对于红军和长征一直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那么为什么我父亲一定要“碰巧”才能研究报道红军，而且历史上恰恰又只有他的报道才产生那么广泛久远的影响，而其他那些“剿匪战况”报道却湮没无闻，而现在需要尹所长从故纸堆里来“发现”呢？如果我父亲的报道真的像尹先生说的那样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失误多多，并无特色，那么为什么后来在发生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周恩来以及中共中央会偏偏看中他这个新闻记者而不是别人，单单邀请他到陕北根据地来采访，毛主席为什么会独自请他在延安的窑洞里通宵达旦交谈呢？他又为什么会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加入中共，并且为开创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呢？需要强调的是，正如我父亲过去说过的，那时 “干共产党是要砍脑壳的”，那时的入党绝不是为了投靠执政党升官发财。他一生事业的发展轨迹，难道还不足以印证当年红军和长征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和影响，以及他当时的态度与其他“剿匪战报”报道者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