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就是每天都要观察日本的五份最重要的报纸，这五份报纸在世界前十名报纸里头就有三四个，它们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其中《读卖新闻》的发行量达到了1000万份，由此你就能看到它对整个日本的影响力。

    我们每天都仔细观察整理这五份报纸报道中国的内容，从3月5号一直到现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统计每天这五份报纸报道中国的消息都在30条以上，也就是每张报纸平均每天都有六条以上关于中国的消息。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量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的发展。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月27号上海股市下跌，日本这五家最主要的报纸都在好几天的时间里，用很多文章进行消息报道和评论分析。还有对中国两会的报道也十分集中，特别是像两会期间涉及到的像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民生等报道更多，而且他们还会用很多资料性的报道来解析中国的人大制度。还有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要点，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要点等等，他们都进行了报道。这是两会期间他们对中国社会话题的报道，在经济问题的报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角度，比如他们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所得税法的修改建立上，而我们可能关注更多的是物权法，后来我想明白了，日本当然是从他投资中国企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所得税法对于他来说的实际利益要远远高于物权法。另外比如说中国利率上调0.2多个点，很快日本第二天的报纸都登了这条消息。

    总体来看，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更多关注中国的现实，而且这种关注是非常精细入微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媒体对中国现实的观察要远远强于中国媒体对日本现实的观察。出发前我曾经说过，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菊花与刀》等一些文章对日本分析上，而日本已经开始把我们放在手术台上解剖，没想到现在依然是这样一种状况。(白岩松)

日本韩国如何通过新闻传播塑造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听上去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实际上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具体和实在。1984年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从日本的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土耳其浴”的报道。在日本，“土耳其浴”是指女人为男人服务的洗浴场所，可是这种方式与土耳其固有的“土耳其浴”风马牛不相及。于是在日本的土耳其留学生首先发难，发起了“改名运动”。随后土耳其政府也参与进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最后导致民间流传多年的一个词语真的改名了，日本人创造了一个英文词“soap land”代替了“土耳其浴”。时至今日，就连日本人都忘了他们曾管“soap land”叫做“土耳其浴”。现在想起来，当年土耳其留学生和政府之所以在一个“专门词语”上较真，就是为了“国家形象”。

    王众一、朴光海合著的《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是“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当中目前唯一的针对外国塑造国家形象所做的专题研究，从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实例。与当年如土耳其人“改名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是，日本作为“二战”以后重新崛起的世界经济大国，韩国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悄然跃进的“四小龙”之一，在塑造国家形象上都有着更为强烈的欲求和更为明晰的策略，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的政府效应、企业效应、群体效应乃至个人效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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