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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的幕后故事
2007年02月19日 13:40:11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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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年前,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不会想到,数千年来除夕围炉守岁的传统民俗中会突然加进一台晚会,并且一年一度,成为全球华人每年第一节的新民俗和最壮观的节日庆典。在这丰盛的“荧屏年夜饭”的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其实1983年以前也搞春节晚会,不过那只是一般的晚会,并且是事先录制好了到时候再放的。1983年春节晚会之所以不同一般,是因为它在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并且直接融入到中国老百姓过年的传统习俗中去了。以此为界,也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起点。

    当时,台长王枫和副台长洪民生虽然没想到春节晚会的反响会如此强烈,但他们对这台春节晚会的重要性却是认识深刻的,因而对挑选总导演的事特别看重。谁能当这个总导演呢?自然颇费思量。

黄一鹤腰病在右,马季腰病在左,两个人走到一起便是一个往左歪,一个往右歪,显得还很对称

    那是1982年的深秋,王枫和洪民生经过反复磋商,终于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文艺部资深导演黄一鹤。黄一鹤不仅有能力,而且很适合担当春节晚会的总导演。

    就在这个深秋的一个下午,洪民生把黄一鹤叫到台长办公室,由王枫布置任务。王枫说:“老黄,这一次的春节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洪民生接着紧叮了一句:“你要尽力把它办好。我说的是尽力。”

    这一强调,使黄一鹤心里的热血顿时沸腾起来。就像一匹听到枪声的战马,作为一个导演所求之不得的机遇终于来了。

    那个下午,黄一鹤走出广播电视部大院,京都明媚的秋色让他心旷神怡。从这一刻起,他已完全进入了角色,马上找来几个合作最齐心的搭档侃起来。他们侃得天昏地暗,一直侃到深夜,连晚饭也忘记吃了,一共侃出四条重大措施:第一,进行实况直播,不搞习惯了的录播;第二,设节目主持人,架起一座表演者与观赏者信息交流的桥梁;第三,在现场设热线电话;第四,请国家高层领导人出席晚会,与民同乐。

    方案报上去,黄一鹤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的是,台长们当场就拍板了:“支持你们搞实况播出。”

    方案定了,接着就风风火火干起来。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四处奔波,选节目,定人员。由于过度劳累,终于把他在“五七”干校得下的腰病弄犯了,走路只能歪着走。当时编创组还有一个人也累出了腰病,那就是相声大师马季。黄一鹤腰病在右,马季腰病在左,两个人走到一起便是一个往左歪,一个往右歪,显得还很对称。每当他们去饭厅时,服务小姐都像看“耍猴”似的看着他们,还哧哧地笑。

    后来,黄一鹤的腰病更严重了,只能躺在床上指挥。一时间,他的床前俊男靓女如云。伙伴们开玩笑说:“人活到这份上,才算透出点统帅风度。”

    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次晚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说它成功,至少有这样几件事可以作为标志———

    往年的除夕,只要夜幕一降临,整个北京就响声一片。可是今年不。所有人都被牢牢地“钉”在电视机前,没有人想到放鞭炮的事。零点的钟声敲响之后,北京城才像开了锅一样,大鞭小炮分不开,焰火映红了夜空。

    另两件事是剧组人员的切身感受。子夜过后,他们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驻地燕京饭店时,大家蓦地发现整个燕京大楼灯火通明,全体在班上的服务员都自发地排成了长队,在大门口迎接剧组的归来。晚会节目里的俏皮话她们全记下了。她们一边数落着那些细节,一边把大家送到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与此同时,姜昆回到了他在劲松的宿舍楼。平时人们为了节约能源,一般不会打开走廊上的路灯,可是,当姜昆走进大楼时,每上一层楼道,这层楼的路灯就会突然大放光明,各个单元里都会涌现出一张张笑脸。原来,各个楼层的邻居不约而同地都派了人在专门守候着姜昆的归来。这些老邻居像欢迎自己的英雄一样,簇拥着姜昆,从一楼、二楼、三楼一直送到五楼……

    尽管出生得如此艰难,尽管闹出了那么多尴尬,《吃面条》这个小品还是把欢乐还给了人们

    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把电影拍摄现场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稍加润色搬上舞台,就是那个《吃面条》的小品。尽管还不成熟,但观众看得开心,引起了春节晚会剧组的关注,便让他们演给剧组人员看。可是,剧组人员看后,都不吭声,也没觉得有什么开心的。但总导演认为有潜力,可以挖一挖。于是陈、朱二人住进宾馆,天天头抵头地撅在床边,搜索枯肠,绞尽脑汁。话剧小品还没登过大雅之堂,处于探索阶段。探索之中的那种痛苦差点儿使他们的神经崩溃了。那时伙食费挺紧张,陈佩斯觉得在那儿白吃饭、遭白眼,很是尴尬。他们受不了,居然三次逃出宾馆,准备甩手不干了。

    春节晚会前,剧组与体委的运动员、教练员组织了一次联欢,为了看看《吃面条》的效果如何,陈佩斯和朱时茂演出了这个小品。这一演不打紧,许多人都被吓坏了,因为那小品笑倒了一大片运动员。笑到什么程度?连具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朱明瑛都笑得趴到地下了,这也就笑得某些剧组人员脸都挂不住了,流露出一种既惶恐又复杂的表情。他们觉得让老百姓这么开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要承担政治责任。马季却拍着陈佩斯的肩膀说:“兄弟行哪,没白折腾。”剧组中有人说:喜剧效果不错,但政治上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这一下演员明白了,把所有的东西归拢归拢,他们正式离开了剧组。

    要不是总导演的坚持,《吃面条》就会被完全扼杀在摇篮中了。不过,还得要求他们把节目整理整理,由姜昆和马季二位先生动手术。他俩抡开大斧,把许多“包袱”都砍掉了,砍得人心里发颤。就算如此,到了大年三十,别的节目都定下来了,这节目还在改,还没着落,闹得陈佩斯和朱时茂很难堪。

    晚会即将开始,他俩跑到后台机房外的过道上还在背词、排练。这时,黄一鹤找到他们,非常严肃地说:“晚会马上开始,我决定让你们上。但是,你们得按照审定的稿子来,一个字都不能错,一旦犯了政治错误,你们自己也要负责任。”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可见是背负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的。

    结果播出后效果很好,初一早上朱时茂上厕所,那时还是公共厕所,他就听到有两个小孩在学小品中的词儿。一个说: “再来一碗吧,你再来一碗。”另一个回答说: “我吃不动了,我实在吃不动了。”

    后来有人评价《吃面条》,说这个节目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喜剧上的成功和为电视节目增加了新品种,而是在于它把欢乐还给了人们。尽管只是这么一点,尽管它出生得如此艰难,尽管它也闹出了那么多的尴尬,但,在1984年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它的出现确实是件大事,它是划时代的。

  中央电视台领导亲自向全国人民道歉,“由于我们组织领导不力,致使1985年春节晚会严重失控”

    1985年春节晚会过后不久的3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突然播出了一条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闻说,中央电视台领导亲自向全国人民道歉,“由于我们组织领导不力,致使1985年春节晚会严重失控,未能体现‘团结奋进,活泼欢快’的宗旨,在此向全国广大观众致以诚恳的歉意,并欢迎大家继续来信批评。”

    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除夕之夜。

    北京工人体育场,万头攒动,都在期待着一场精彩的演出拉开大幕。

    两个篮球场大的舞台上,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灯火闪烁,雾气缭绕———一切都仿佛在昭示,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气势非凡。

    主持人———马季、姜昆、张瑜、朱宛宜(台)、斑斑(港);演员———王景愚、马三立、红线女、汪明荃、罗文、陈冲、吕念祖、王馥荔、何赛飞等。论音响,是从香港借来的一流设备。经费开支更是比以前翻了几番,预算是40万元,发纪念券收入1900万元……

    然而,随着节目的进行,总导演黄一鹤慌乱了,也茫然了。一个又一个不祥的问题涌上心头:灯光不好,场子太大了,各个岗位之间难以联系,广告太多了,电视画面黑糊糊一片,港台风太浓了,节目太陈旧了,观众没有情绪……

    晚会还没结束,就有人打电话来声讨。到了第二天,台里就收到了200多封批评信。有人嫌信走得慢,干脆拍电报,发泄胸中不快。后来共收到2200多封信,除了个别节目受到表扬外,绝大多数都受到了尖锐批评。

    批评信说:这台晚会不是艺术,而是用艺术遮掩着经济活动,一切向钱看,充满了铜臭味;缺少中心,没有高潮,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等等。

    面对观众如此激烈的反应,部党组一连召开了十多次会议总结教训,于是便有了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公开承认错误,接受观众批评的新闻。

    对于处在事业高峰的黄一鹤来说,的确是一次滑铁卢般的惨痛教训。这一惨败也在各位晚会的参与者中引起了不小的阵痛。

    据姜昆回忆,黄一鹤那天领姜昆到能容纳六千多名观众的工体熟悉场地,黄一鹤不无得意地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突出一个气派!全部是香港的灯光音响,开场的时候,有贵宾从天而降;分四个演区,也就是四个景观。那边亭台楼阁,这边小桥流水,要细微有细微,要壮观有壮观。”

    姜昆看着忙碌的现场,布景还是半拉不拉的,这边在刷颜色,那边在钉木板,便问:“节目怎么样了?”

    黄一鹤回答:“节目由李平分他们负责。”

    姜昆大吃一惊,怎么,导演不抓节目了?姜昆有些发懵。后来他分析说,由于有了前两年的成功,黄导有点晕,领导也对他过于放任了。

    由于场面大,演员多,演员分好几个地方住,谁也见不到谁,整个节目还没串排过一次,许多工作人员居然还不知道节目的顺序。体育馆大得谁和谁也联系不上,灯光下遥遥看去,那边的演员是谁都认不出来;灯光离演员一百米,现场导演离摄像师一百米,化妆间就更远了。

    过去的成功是建立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而今天,黄一鹤明显已经驾驭不了这个宏大的场面,经常处于一种麻木之中。尤其可笑的是,以往审查一个节目要通过层层关卡,有的临到演出前还在修改。现在呢?姜昆同王金宝合作的相声,居然没有一次审查,没有一次合成,就仓促上阵了。

    到了直播那天,人们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他们演出了一场数亿观众没有一个人叫好的晚会。一切精彩都被混混沌沌的忙乱所淹没了,该有彩的没彩了,该有情的也没情了,好像一切都走到了背字上,用后来总结的话来说,就是“严重失控”。

    一次自我批评并不有损中央电视台的形象,相反,促进了春节晚会质量的提高。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误,就是自信,就是希望所在。

    人们都以为这一跤跌了,黄一鹤再也爬不起来了,他自己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领导决定把下一年的春节晚会仍交给黄一鹤来搞的时候,黄一鹤泪如泉涌。

    1986年的春节晚会很不错,黄导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爬了起来。

    现在的春节晚会,虽然难说“满意”,但编导演们的辛勤劳动,同从前还是一样的。

    不知是从哪一年起,梅地亚宾馆二楼的大餐厅成了央视春节晚会的庆功之所。晚会结束后,台里的领导便率领编导演以及后台工作人员浩浩荡荡开赴梅地亚。二楼大餐厅里的桌席横看成排,纵看成行,桌面上热气蒸腾,酒香氤氲。台长将酒杯一举,高声祝贺演出成功,全场起立———干杯!

    于是干杯声四起。

    接着,台长大声宣告,今年晚会的收视率是多少多少,比往年增加了多少多少,全国老百姓又过了一个欢乐愉快的春节———再干杯!

    于是又一片干杯声此起彼伏。

    最后台长感谢在座诸位为晚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三干杯!

    人们“噢”的一片叫声,已分不清是说干杯还是在欢呼了。

    此刻,所有人都坐下来,红光满面,兴高采烈,推杯换盏,互致祝贺。半年来的艰辛、委屈、压抑、酸涩、愤怒和痛苦等等情感,就犹如决了堤的洪水,一泄而出,再也控制不住了。有的举杯狂饮,以至大呼小叫;有的泪流满面,以至号啕大哭;有的大发牢骚,以至破口痛骂……真是各色人等,不一而足。

    面对这样一个颇具声势的庆功筵,你千万别以为是“群贤毕至”了。其中那些真正的“大腕”们是不屑于参加的。只有那些远离京城的外地演员们(主要是伴舞演员)才不得已而参加。比如远在辽宁铁岭的赵本山是个十分恋家的人,每次节目演出一结束,他便往回赶,一直赶到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同家人团圆。一路上疲惫不堪,却也春风得意,晚会上的事是绝口不提。

    家在京城的大腕们更不用说了,也早早地回到家中喝上了团圆酒,吃上了团圆饭。央视在这一点上是大开绿灯,每届晚会的谢幕场面都是提前录制好了的,到时候放出来就行了。所以,每当观众看到舞台上谢幕狂欢、烟火四起、镜头推拉时,不用说,那些大腕们已经奔赴在回家的路上了,有的甚至已经坐到自家的电视机前,一边品酒一边观看自己的光辉形象了。

    春节晚会一年年过去了,它给中国人带来过太多的快乐,也给那些编导演们带来过太多的快乐,它必将继续给中国人带来无数快乐。现在的春节晚会,虽然难说“满意”,但编导演们的辛勤劳动,同从前还是一样的。

    (摘自《21年春节联欢晚会内部消息》,泥子、善良、偶然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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