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案件除破坏性极大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病毒一日数变，最后多达数百种变种；二是病毒制作传播者带有强烈经济目的，李俊通过病毒销售非法获利10万余元。这说明，国内病毒与安全领域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如何应对日益猖獗的计算机安全问题，不仅事关社会经济发展，还关涉一个国家能否在数字化时代取得领先地位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

    积极应对网络病毒与黑客行为，首先是要加强网络立法，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已出台《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初步形成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但尚未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相继推出《计算机安全法》等一系列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安全的法律。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和修改相关法律，明确网络犯罪的类型以及具体的惩罚和救济办法。与此相关，还有必要强化各级网监部门的社会服务功能，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发挥其防范网络病毒、打击网络黑客犯罪行为等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作用。

    其次，要重视网络道德伦理建设，以提高“网络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毫无疑问，“熊猫烧香”病毒案的发生，不仅关涉到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网络道德责任缺失的问题。

    在这方面，美国学生组织StudentPugwashUSA所拟的大学生誓词，可以作为网络新生代的责任“公约”。誓词这样写道：“我承诺将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其科技的应用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念。我拒绝将我所学用在对人类或其环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业追求务必以道德为优先考虑。此后个人生涯将压力备至，然而我签此誓言以表达我的认知：每一个个人承担起他的责任是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转引自《灾难和教育的拔河》，《财经》杂志2007年第3期）

    不言自明，高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用在对社会有益的方面，就能够为人类增进福祉，反之便将给社会带来破坏和灾难。我们看到，李俊在制作传播病毒的同时，还故意在病毒代码中加入个人特殊签名，与反病毒工程师大玩“猫鼠游戏”，这实际上就是网络道德缺失的典型反映。由此可见，网络伦理的构建与普及，已经刻不容缓。

    此外，还应积极鼓励与扶植民间反黑客团体，发挥其“网络反恐”的公益性积极作用。具体来说，根本杜绝网络病毒的传播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目前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及时预警和防范病毒泛滥，减少病毒传播带来的损失。还有，应付网络病毒的成本极其高昂，有资料表明，仅美国企业界每年花在对付黑客和计算机病毒的代价就高达几千亿美元。这一切说明，构筑一道多方位的“网络反恐”体系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

    当前，世界上平均每20秒就有一起黑客事件发生。据相关报告，2006年中国大陆地区被截获的新病毒多达23万多个。可以说，在严重“电脑化”的全球化社会，每一刻都充满网络安全危机，每一秒钟都可能使社会陷入信息崩溃的边缘。这一场景，仿佛《反恐24小时》那般惊险无比，不同的是，这一切并不遥远，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一起“熊猫烧香”病毒案的告破，并不意味着世界可以从此安然入睡。如何及时有效地防范下一秒钟可能发生的网络安全事件，正考问着我们的国家法律、社会伦理以及个人责任意识。 （特约评论员 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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