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顾问团，被设计了的舞美元素

    编者按：记者报道选秀，没什么；但当起了选秀评审官，则突然引发争议。争议之大，可见问题已非单单关涉新闻专业，那好，这滴水里到底藏着什么“稀奇的光”，请看以下媒体人和学院派的争论吧：记者到底怎么了，偏要上“贼船”？ 

    在“媒体顾问团”的问题上，东方电视台可称精明。因为它借着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在公信力和权威度上对于受众的心理暗示，在法律许可内和伦理底线上，做了回本色的生意人。“我型我秀”不是东方电视台惟一的栏目，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栏目，我故此不愿给它太多的伦理义务———或者考虑其“市场意义”，乃至于要予以正面的道德揄扬。

    主要是说说顾问团里的其他媒体。很显然，它们被作为舞美元素“设计”了。记者的“到场”，却导致报社的“空位”———加之记者的自觉配合，问题更加耐人寻味。

    “我型我秀”以及同类节目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电视的现实体制与受众的时代脉搏相互遭遇的结果。在所有可能被诉求的那几个点上，“万众狂欢”是大家都高兴的结局：它有形式上的草根镜像，但又不真正挑战精英的话语秩序。所以我虽然赞成节目本身存在，但也不打算将其天使化(当然，更反对把它妖魔化)。

    它们之所以成为焦点议题，并不仅仅因为节目流程———在技术上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而是很多有心人，都试图解读其信号意义和传播附载。置身于这个背景下，记者作为“守望者”在应“监督环境”时，有意无意地与“环境”合谋了。但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问：谁来为我们来主张知情权利呢？

    换句话说，我赞成东方卫视的商业行为，但在“顾问团”的问题上，反对“南周”或“北青”放松社会肩负(注意：我不说“放弃”)。媒体与“环境”乃至媒体与媒体之间，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甚至是抵触或别扭。顾问团是否想到过将计就计，“打入内部”反过来设计“东方”一把呢？为什么很少看到有关焦点议题的深度新闻？公众关心的那些疑点，他们给予了多少破解与阐释？我很希望，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有这样的故事：一位记者，趁某个摄录间隙溜进了后台。他在制片人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后来构成揭丑报道的函件……说得露骨一些，我希望评审席上的记者三心二意，而不是专注地甘当“舞美”。因此当甜蜜和光滑弥漫在演播现场时，我感到不安。

    媒体生来就该具有批判意义，就好比学术天生应该具有怀疑精神。即便是所谓的报道“平衡”，也并不意味着表扬和谴责版面各半。我希望媒体更多地揭穿和戳破(而非粉饰和美化)，以便让我们看到光滑背后的粗粝，以及甜蜜背后的酸涩———这才是它的存在逻辑。否则，我们就可以质疑媒体的立场，并且当它再自诩为“公众视角”的时候，就予以毫不留情地嘲笑和唾弃。原因很简单：粗粝和酸涩，常常是被宏大叙述蒙蔽的“事实”与“原生态”，不揭穿戳破绝不能自动显现。

    诚然，仇恨指数的增加无助于社会生态，但一团和气，却肯定不是理想的媒介生态和学术生态。记者应该永远成为旁观者，挑剔地看着东方电视台“他型他秀”，而当他们入场一起“我型我秀”的时候，学界应该成为挑剔的旁观者。(王少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