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出版社，推出了一部专门为“新世纪中小学师生”编写的字典，其中在“鸡”这个词条下，列出了两个义项：一是家禽之一；二是“妓女的贬称”。这第二个义项经报纸披露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斥之者认为哗众取宠，格调低俗；赞之者辩称辞书应实话实说，不能再“忽悠”读者。一场关于“鸡”的论战，正在进行之中。

    那么，我们也来说“鸡”。

    “鸡”为“妓女的贬称”，就辞书释义来说，大概是站得住的。词语有基本义和转借义。“鸡”的基本义是“家禽之一”，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常识；而它的转借义指妓女，同样可以找到不少书证。开始也许是谐音修辞，目的是把话说得隐蔽一点，后来便成一种固定的词语形态。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鸡儿巷”想来便是今天的“红灯区”吧。元人乔吉在《水仙子·忆情》中也用到了这一词语：“说相思难拨回头，夜月鸡儿巷，春风燕子楼，一日三秋。”既有“鸡儿巷”，又有“燕子楼”，巷也好，楼也罢，无疑都是打情骂俏的风月场所。

    妓女不但称“鸡”，还进而被称为“野鸡”。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写道：“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这四马路便是今天上海的福州路，当年妓女云集，而今却是书香袭人，成了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妓女何以称“野鸡”呢？鸳鸯蝴蝶派的平襟亚先生在《旧上海的娼妓》中是这样说的：“凡属踪迹无定，临时性的妓女，通称‘野鸡’，在人行道口拉客。”这里说对了一半，即踪迹无定，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野鸡的羽毛鲜艳夺目，而妓女为了争夺眼球，也会打扮得花枝招展，两者在这一点上是颇为相似的。这是贬称还是喻称似乎还有点难说。野鸡在街头招蜂引蝶，往往会遭到巡捕的驱赶，而不少巡捕是印度籍的“红头阿三”，于是，“红头阿三赶野鸡”便成了旧上海的街头一景。老上海想必还有印象。

    由此看来，释“鸡”为妓女是无可指责的啰？且慢。

    辞书按其规模有大小之分。这本争议字典当属小型字典无疑。凡属小型辞书，因受到篇幅的限制，无论是收词还是释文，都应有所节制。然而，这本字典在诠释“鸡”的词义时，明显有点亢奋，有点失控，在点明鸡是“妓女的贬称”之后，还喋喋不休地往下说了一堆：“有的地方叫‘鸡婆’，年纪小的叫‘小鸡仔’，年纪大的叫‘老鸡婆’。”如此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不能不让人怀疑到编纂者的趣味。辞书收词还要讲究平衡原则，既然收了“鸡”，那就还应该收“鸭”；既然收了贬称，那就还应该收“小姐”这一“尊称”；既然收了妓女，那就还应该收“男妓”，收“同志”；既然收了这类“性工作者”，那就还应该收她们的工作场所，什么青楼、凤阁、烟花巷、红灯区、鸡窝、咸肉庄……一个都不能少；既然涉及这一特殊行业，那就还应该介绍她们的特殊用语，什么卖春、接客、二哥、小弟、开炮、打枪……哎呀呀，实在不敢再往下想。这不成了“性学专用辞典”？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词收列不当，整本辞书的编纂体例或许便会遭到破坏。

    当然，我们也可以尊重编纂者的取舍权，撇开体例问题不谈；但另外一点却是不能不谈的，这就是辞书按其读者对象不同，有不同的编纂要求。这本争议字典，是专门为“中小学师生”编写的，这就是说，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和这些孩子谈“鸡”就是妓女，而且还有声有色地介绍什么“小鸡仔”、“老鸡婆”，未免有点失态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提出，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四条原则，其中第三条便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未成年人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身心发育的程度，都是不宜谈论“妓女”这类话题的。其实岂止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规定。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的报业评议会，日本的新闻协会，瑞典的报业荣誉法庭，韩国的报业伦理委员会，为了让孩子远离“传媒暴力”，都明确提出“不让未成年人参加不适合的成人话题讨论”。“妓女”现象不正是“成人话题”吗？英国的电影界甚至还规定给孩子看的电影作品，脏话的底线是“见鬼”、“该死”，超越便是“犯法”，根本不能出现性爱镜头。这不是“粉饰太平”，也不是“忽悠读者”，而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是文明凝聚成的一种社会伦理。

    写到这里，瞥见电视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小男孩天真地问：“妈妈，什么叫‘性犯罪’？”妈妈的回答是：“你想吃冰淇淋吗？”孩子过了一会又说：“妈妈，我还是想知道‘性犯罪’是怎么回事。”妈妈仍然答非所问：“今年的冰淇淋有了新品种。”这就是妈妈的思维。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媒体人的思维,也是媒体人的责任。还是和孩子先谈谈冰淇淋吧；妓女之类，且慢点介入孩子的生活。（作者：郝铭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