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似乎也在遵循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生成秩序或者说是自发扩展秩序，人们难以预测和规划自己的未来。

    无论是在舟山群岛上当搬石头建造房屋的海军士兵，或是在扬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当辛苦准备自考的图书管理员，或是在《扬州日报》文艺副刊组当编辑，展江都难以预见，20世纪初的一个春天，自己会呆在北京市西三环北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坐在那南教学楼五层西侧的一间简陋办公室中，重新阅读并且准备重新翻译新闻学名著《报刊的四种理论》。

展 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 (图片来源：新京报)

    这间办公室因为堆积太多东西而显得狭小和拥挤：两个书柜、一张大办公桌、一台电脑和一张单人床，床上有全套被褥，显然主人常在此休息。屋里的两个书柜并没有改变主人将书随手放置的习惯，书在这个不大的空间内随处可见。主人和这个房间很相称，风格简单而随便。暗色调的夹克衫和运动鞋装饰着这位瘦削身材、前额略秃的中年男子。展江面貌冷峻、形容潦倒，说话时却总压抑不住调侃身边事物的欲望，似乎不太习惯于用严肃的语调来交谈和发表见解。

    "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一位学者所处的学科被别人这样嘲讽并不令人愉悦。但展江毫不在意。也许这也是他想说的话。身处一个被人讥笑为"怯懦保守、浅薄无知、自鸣得意"的学术圈子，展江的身份有些尴尬。他那有限的知名度并不是依靠学术论文而获得。人们通过他翻译和主持翻译的西方新闻理论与新闻作品来知晓他的存在：梁启超试图将报纸和新闻媒介变成启蒙新民的利器，而对展江而言，翻译是他妄想"启蒙启蒙者"--如果新闻媒体还能扮演启蒙的角色的话--的努力，尽管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人们也通过展江在互联网或传统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左拉和德雷福斯传统现在已经淡化，新闻界的扒粪运动也被证明是不能长久之举，而他则不惜妄自菲薄地偶尔露出峥嵘，在网上写公开信，或邀请学者和媒体参加他所发起和主持的舆论监督研讨会。

    他的身份是新闻学者、翻译者和不能忘怀公众的知识分子。当然，也许在49岁就来判断他的价值还为时过早。毋庸置疑，在已经度过的49年中，他从来就不是大人物，可能也没有表现出成为大人物所必需的睿智与才华。但在他所处的学术圈子里，他却毫无疑问是个坚持不懈的行动者，这从他主持翻译《美国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与正义》、《新闻与揭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等众多海外经典新闻学著作，以及从2001年起每年操办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可以看出。

    而学术圈内的大多数人都忙于以传统的新闻观为理论基础，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这是原创性的工作，可以据此确立学术地位。但按照展江的说法，新闻是一个从西方传递到中国的学科和事业，我们却对西方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业的发展状况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翻译介绍国外的新闻著作，自然具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向 往

    49岁并不足以构成一个人的资历，他的历史并不由轰轰烈烈的事迹组成，而更多表现为一个人和时代有意无意的抗争，同时被时代裹挟前行。古老的中国圣人孔子曾经用"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来表述自己五十岁之前的人生各个阶段。这种划分人生的标准，曾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划分自己人生的标准。但对于展江和他身在其中的一代人而言，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在相对应的人生时段都成为奢侈。

    展江调侃自己已经度过的49年说，这49年并没有任何不顺利和可以被称为不幸的地方，而只能被称作不正常。相对许多人而言，他既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直接波及，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伤害，也没有受到过贫困的威胁。不幸总针对个体，而不正常则能够被用来形容一代人。作为一名个体，他的家庭能够给他提供尽可能多的资助：在江苏扬州，展江的父亲是一位服务于市委市政府的老公务员。家庭没有带给他任何坏运气。

    对于一个生于1957年的人来说，经历的不正常首先在于求学时期碰上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在志于学和求学的年龄，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去实现志于学和求学的环境。

    那个时候，大学难以为他们敞开大门，而当时的职业选择范围相当有限，对一位自己和自己的长辈都寂寂无名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只有三项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供挑选：进厂做工人、下乡当农民、参军成为士兵。1976年初，18岁的展江是当地一家工厂的钳工学徒。但为了家庭考虑，他必须选择在1976年底成为一名士兵。展江的哥哥已经下乡，为了让妹妹继续留在城市，免去下乡的职责，他不得不加入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一支海军部队。当然，他更向往读大学。不过，时代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他参加军队的次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而社会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