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最关注中国经济

    在采访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协调员季肇瑾给记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课程表。涉及到的中国核心课程有：《中国的改革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草根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后果》、《21世纪的中国：发展带来的国内挑战》、《台湾与海峡两岸关系》等13门课程。记者注意到，课程基本上都是关于现当代中国的内容，中国的经济尤其受到关注，其研究十分细致，像中国的金融制度改革、中国的老龄化都是关注的重点。

    记者看到，教授们给学生开列了名目繁多的书目。或许是考虑到学生们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书单在很多书目后面特意注明不需要阅读全文，只是阅读从多少页到多少页的某个章节就够了。除了一些美国著名学者像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等人关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著作之外，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都被列为学生的必读书目。所列书目中大多数还是和中国经济有关。按照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规定，中国研究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中国核心课程外，还必须学习有关亚洲地区的课程。比如，亚洲能源安全、亚洲的民主与人权、现代中亚等。

    兰普顿教授告诉记者，大约1/3的课程都跟经济学有关。既然是中国研究系，对学生的中文水平自然要求很高。学生们都要求用中文完成实习和论文答辩。为了提高中文水平，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数学生都会有机会到中国实习一段时间。中国研究系还邀请许多中国高官到校演讲。中国前财政部长项怀诚，中国前驻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中国前驻美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杨洁篪都来这儿开过讲座。从明年9月开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将向中国研究专业的学生颁发国际关系联合硕士学位。

    一流教授培养专业研究生

    中国研究系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名气很大。该学院设置了一系列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名目繁多的国际问题专业，学生均由一流教授指导，毕业后可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享有高度自治权，其预算由学院自行解决，所有教授均由其自行招聘，不像其他大学需要从别的学院和系借调老师。

    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有许多明星级教授，沃尔福威茨曾担任过院长；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专门讲授美国外交政策；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政治经济学教授。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现在的全日制在校生近500名，已经有1万多毕业生走出校门。在院长办公室，记者看到，毕生生名单中有着许多国际风云人物，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主席弗兰克·盖夫尼等。

    大多数高校的中国研究专业非常分散

    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相比，美国大多数高校的中国研究专业显得非常分散，规模还有待扩大。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王钢桥告诉记者，哈佛没有国际关系学院，也没有一个中国研究中心，不同的学院均有一些研究中国某个领域的教授在带着一些学生。只有两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中心：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亚洲研究中心。哈佛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虽散布在各个院系，但也与这两个中心挂钩。这些中心接纳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但不直接带研究生。所有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由各个院系的教授指导，行政上归属于研究生院。

    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王芳告诉记者，耶鲁的情况跟哈佛类似。据记者了解，美国常青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等不少名校都属于这种松散的“哈佛模式”。

    而乔治·华盛顿大学则采取了“半松散模式”。它下属的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在美国享有盛名，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其中包括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和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汉理等中国问题专家。该学院设有亚洲研究项目，学生毕业可以获得与中国有关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之所以称为半松散，是因为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虽然有自己的老师，但还会经常从其他学院如法学院和商学院等“借调”教授。也有不少高校的中国研究专业属于这种模式。

    在采访中，记者感到，在美国名校，无论是教授研究中国，还是学生学习中国，具体问题研究十分深刻。在这些院校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往往都是从小处细处着手，他们一开始的选题都很“小”，比如对中国某种方言的研究，对某一个时期文学的研究，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研究等等。经过长期积淀，就可以由小变大，某一个院系的对中国的整体研究就会相当深厚。而这些做过具体课题研究的学生，再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往往能在对中国的宏观把握上提高很快，对大多数问题的理解都比较客观。

    虽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研究系学生毕业后跻身到美国政府对华决策层的并不多，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相信这一局面不久就有可能改变。(驻美国特派记者 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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