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又下架了。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

    这些被指控者说他们只是不经意之间写得“雷同”或“近似”了。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使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

    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我的作家朋友很多在10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

    我们现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吧，自驾旅游……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

    有些作家的经验开始寄生于报纸或影碟。前不久有一个作家被指控为抄袭，其实他的小说取材于报上的一则新闻，而被抄袭的那篇小说，也同样取材于这一则新闻。

    还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时间看碟，比如说要写土匪，要写爱情，要写大海或高原，把相关的影碟看上一二十个，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写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就像有些画家，现在也都不写生了，带个数码相机出去拍上一堆照片回来，对着照片就可以妙笔生花。这种文化成品之间互相寄生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当然很难把我们引向真正的个人化。

    不过，我并不是说作家们一中等收入阶层化了，文学就不可能优秀了。《红与黑》中那种个人奋斗秘笈，《简爱》中那种灰姑娘碰上好贵族的爱情想像，不都有中等收入阶层的人生轨迹？

    当中等收入阶层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倒可能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一个感觉和思想非常开放的阶层，一个文化创造力较为强旺的阶层。比如李白刚到长安的时候，在翰林院有个小官差，但笔下的宫庭诗和应景诗没有多少生气。他真正写出好诗的时候，是他比较倒霉的时候，从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于是个人情怀的表达，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表现，使他的诗歌喷发出来一种奇异景观。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其经验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义加新自由主义下的悲苦历史，包括来自充满焦虑和伤痛的拉美中等收入阶层。

    这就是说，对中等收入阶层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来说，文化与精神差不多是救灾用品。中等收入阶层身陷危机，或者身涉危机，便可能获取较丰富的经验资源，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幅度和强度。眼下，很多作家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中等收入阶层化——他们在一个承平和发展的社会里迟早是要这样化掉的吧？问题在于：他们的感觉幅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种自恋，成天照着镜子。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80％在写偷情。女性作者来稿，80％在写离婚。我不是说偷情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床上那点事。

    感觉的“幅度”之外还有一个“强度”问题。现在很多作者表现底层给人一种假惺惺的感觉，勉强为文的感觉，缺少细腻、丰富、真切以及强烈。我对这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写作也不敢恭维。再往下说，中等收入阶层还有精粗之分。这取决于他们修养的深度和精度，取决于他们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寡。有时候一个民族受苦受难，经验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也不一定出现什么好文学，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民族文化资源太贫乏。

    王朔说过，我最自豪的是在我们摄制组里最高学历者是小学毕业生。我不相信王朔不读书，不相信他从不学习和钻研，所以对他的贫嘴只能姑妄听之。我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资源。读万卷书，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一个作家群体也好，一个作家个人也好，要使文学优秀起来，离不开这两个前提。（注：该文系作家韩少功在首届上海大学文学周上的演讲《文学：梦游与苏醒》摘编。文字为蔺建昌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