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出版集团：打造图书市场新主体
新华网沈阳３月２２日专电（记者 魏运亨 曹滢） 题：辽宁出版集团：打造图书市场新主体
年轻的编辑时祥选曾创造了一项图书销售的“奇迹”：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小说《幻城》出版后一年内销售量超过１１０万册，成为当年全国文学图书排行榜冠军。
时祥选本是中学教师，如果不是集团转制招人，至今他仍站在方寸讲台上。而他同样没想到，正是他们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加入，悄悄拉开了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大幕。
从“国有人”到“市场人” “化学反应”催生市场能力
辽宁出版集团正式组建后，在全国出版界率先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产业链为纽带，将下属２３个编辑、印刷、发行等成员单位改组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集团获得授权经营成员单位的国有资产。２００３年６月，辽宁出版集团被列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整体转制，意味着国有身份的解除。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给予的配套政策支持下，辽宁出版集团实施了现代企业制度下深层次的人事制度改革：对离退休老职工和工龄满３０年，以及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５年的人员，交由省社保局发放退休金，保留事业养老金标准；对辞职人员、辞退人员、未聘人员、落聘人员、救助人员等，进行剥离和分流，为转制单位减轻了负担。同时集团为所有在职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确保职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而这正是事业单位转企的标志之一。
打造新型市场主体，意味着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集团、成员单位以及全体职工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转制过程中，集团按照企业的人均劳效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岗位数额和内设机构，全员重新竞聘上岗，公开竞聘职业经理人；同时，集团还向社会公开招聘了２００多名硕士生、博士生，补充到专业技术岗位上。
由于政策到位、方案规范、措施完备，辽宁出版集团平稳完成了全员“国有人”身份的彻底转变。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慧英说：“没有规范的现代出版企业体制，集团将无法打造市场主体地位。对于现代企业制度来说，对员工必须从身份管理变为岗位管理，完成了这关键一步的‘化学反应’，催生出巨大的能量，才能形成与企业体制相一致的市场用人新机制。”
脱离教材“温床” 重塑主业品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曾用“躺着赚钱”来形容中国出版业的生存状态。教材教辅的高度计划性和巨大需求，支撑着我国出版业的基本规模。据资料显示，全国参与教材教辅出版发行的出版社达４００多家，教材出版在图书出版产值中具有相当大的比重。
辽宁出版集团率先将所属出版社经营的教材全部剥离，进行大规模的出版产业结构调整，使属下出版社失去多年来赖以生存的教材，完全走向市场。集团把教材集中到辽海出版社统一经营，用教材利润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出版智能大厦、第一个先进的出版物配送中心等数字化、网络化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从书稿的编辑到成书摆进书店，最短只需要７天时间。
配合教材剥离，集团内部对重点图书和品牌图书经营给予大力扶持，强调出版资源配置有效性，让强者获得最好的发展条件和最大的施展空间。春风文艺出版社选中了作家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新作《省委书记》，与８家出版社激烈竞争后获得了这部书的出版权。消息传出，订数猛增，生产资金出现缺口，集团的“财务结算中心”立即给予贴息项目贷款１２０万元。小说出版后，连续多月在全国文学畅销书排行榜名列第一，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培养重点品牌的意识，推出了一批在业内叫好又畅销的图书：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读本》累计发行达到１０６３万册，创造了国内近年来单本书销量最高纪录；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上市一年多接连再版，定价２９６元的２５０００套图书销售早已告罄；建筑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类图书，２００５年向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主流出版市场输出总额达到了２６００万元……
在“扶强、高效”的指导思想下，集团对内部不能扭转经营不佳状态的个别单位亮出了“红牌”，实行了关、停、并、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单位“只生不灭”的出版生态。
市场主体需要理性行为 “深耕细作”闪亮中国出版
“只有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新型市场主体的理念，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拒绝浮躁和肤浅，保证多出好书，确保出版导向和社会效益第一，同时收获良好的经济效益。”任慧英说。
集团逐步建立了科学严密的选题审核机制，层层把关，“三级承诺”使选题论证管理和所有出版资源的“双效”合理配置与运行结合起来。在２００５年各出版社申报的图书选题中，就有３００多种因预期低效而被撤销。
在效益考核方面，集团将社会效益指标、内容质量指标、成本预算指标、费用支出指标等分解到部门和人头，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对创造突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图书和低效、亏损图书，分别制订了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长期以来出版界造成严重亏损和不良库存无人负责的状况，在辽宁出版集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２００５年，集团出版的图书品种比上年减少了，规模有所压缩，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却明显增加。图书再版率达到６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１０个百分点。出版重点图书占全年新书的２２％，获奖图书比上年增长了１５％。（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