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家庭及其子女出于对目前教育“投资—收益”的考虑，无奈地选择了“读书无用”。近年来，“新读书无用论”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平民教育”或许能给我们找出答案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星期六。小杨睡到了中午才慢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她这天的安排比较简单：下午出去逛逛街，晚上则想躺在床上看看英语书。
小杨在长途电话里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从重庆到武汉打工的这段时间里，星期六是她惟一能够休息的日子，平时则要在酒店里边“忙个不停”。小杨抽空看英语书是出于惯性，因为几个月前，她还是一名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但她现在已经放弃了。
在小杨的家乡，放弃参加今年高考的并不只她一人。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招生办公室的调查统计，该区今年有５４１名考生放弃参加高考，超过了高三应届学生的１０％。
涪陵区招生办公布的“２００６年部分高三学生放弃参加高考的情况”里，说明了这些学生放弃参加高考的理由：弃考者多是农村学生，大学学费太高、毕业后工作难找是主因。
“家里供不起，高考有何用？毕业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小杨在电话里反问，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跟她一样出身农家的同学当中，这种想法已经不值得惊奇——就算考上大学，家里也要背上一身债，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更不得而知。在这样的前景预测之下，小杨选择了打工。
与小杨一样，很多农民家庭及其子女出于对目前教育的短期“投资—收益”的经济学分析，无奈地选择了“读书无用”。近年来，这种被称为“新读书无用论”的风气，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
“读书无用论”卷土重来
与１９７０年代前后产生的“读书无用论”相比，如今的“新读书无用论”有新的内涵。以前的“读书无用论”主要是指知识受到猛烈批判，社会上出现学生不愿上学，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
自改革开放以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改变命运”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如今认为“读书无用”的人也并没有对知识持强烈排弃的态度——在对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看法上，他们持消极的看法，通过对读书的短期投资与回报的简单分析，学生或者家长做出了“不读书”的选择，这大概就是目前逐渐形成风气的“新读书无用论”的内涵。
近年来，“新读书无用论”在报端经常出现，简单回顾一下媒体对农村出现的“新读书无用论”的报道，会有助于理解这一风气的蔓延情况。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６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湖南省的一些乡村，初中生辍学现象严重。“因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和家长陈旧思想观念影响而辍学的占３０．７％”。
２００２年５月８日《北京晨报》报道，福建省的一些地方，农村中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学生“厌学”率的升高，已占总辍学率的８０％左右。而学生“厌学”问题的背后，也能找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子。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农村一些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下，每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很多学生感到希望渺茫。由于目前大学的收费较高，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工作难找，当地农村学校辍学问题相当严重，“读书无用论”的观念正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省多处地方的农村出现“读书无用，打工有理”的风气，“新读书无用论”影响严重。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新华网”报道，河北省的一些地方，初中辍学率竟达到近９０％，“新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已经抬头。１２月３０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江西省鄱阳县的几名女生在“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读了书也是为了出去打工，还不如现在早点出去找工作”是她们放弃学业的理由。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２日《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一些乡村深受“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出现家里“有大学生不再是荣耀”的现象；３月１７日，《中国教育报》的报道也表明，湖北省部分农村“读书无用论”正在悄悄抬头，中小学辍学现象有所反弹。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就曾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也指出，“我们强调人才强国，但忽视了人才强农。农民子弟读书只是为了读大学。如果他们考不上大学的话，那么就认为读书无用。”
让农民“砸锅卖铁”的教育
“一个农村孩子如果考不上高中，只是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回到村里，他九年里学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用。这是‘新读书无用论’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明豫曾如是分析。
农民的孩子就算能顺利考上大学，其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内也未必能够收回。“孩子书读得越多，家庭经济状况就越差；供养大学生越多，其家庭就越贫困。”鲍义志认为，高投入、无回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出现了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就业形势，“读书无用论”的抬头与此有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高投入、零回报”（短期）的教育现象，被农民称之为“砸锅卖铁”的教育或“倾家荡产”式的教育。这种对教育的投入，囊括了九年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