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口号所蕴藏的力量为张秀娟和她的同学所向往。父母用种菜和拾荒挣来的钱把他们送进学校，为的是让他们将来有可能远离菜地和垃圾。户口和昂贵的成本却将他们挡在了都市公办义务教育的大门外，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只能进入民办学校去实践求学梦想，虽然管理也许不规范，虽然股东常迫不及待地在公益与利润中寻找支点，但是他们咬咬牙好歹交得出学费，而且可以享受“分期付款”的待遇。然而，和他们一样，这些学校也身处边缘，由于政策上的原因，很少有人能在其中完成初中学业。通往都市的通道又一次被关闭，很多孩子放弃了梦想，或者仅梦想着口号不再只是个口号。

    当广州天河区的白领把鲜嫩欲滴、1块钱一斤的青菜轻松塞进菜兜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当他们的孩子在肯德基大快朵颐或者在电脑游戏里大呼过瘾时，或许想象不到，还有许多孩子从未有过这种快乐——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13岁的张国辉，12岁的张秀娟，还有很多同学，他们的父母在凌晨4点半就必须起床，把地里的蔬菜采摘好，运到批发市场。但在晴朗的日子，这些菜只能卖到批发价8分钱一斤，下雨是他们最大的企盼。

    在广州城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座雄伟建筑的附近，车陂、沐陂、黄村的菜地上，到处是来自广东信宜、江西等地的菜农棚户，他们没有电灯、自来水和热水器，也很少“去广州”——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自认为生活在广州之外。

    非常学校

    1月13日，放寒假前最后一天。刚开完会，操场上热闹非凡。初二班的张青和同学们笑嘻嘻开着校长谢水兴的玩笑，谢也嬉笑相对。这时班主任马延彬来了，众学生勾肩搭背迎上去，要和老师合影。这是800多名学生的华星学校常见的场景。

    “我教出来的女生都疯疯癫癫的。”马延彬抓抓头皮，有些羞涩，然后又自豪地说，“男生都和我像兄弟一样。”

    张青很喜欢这种氛围。“我在重庆读书时，老师都板着脸，觉得自己很高贵，不像这里的老师很随和，下了课就像我们的朋友。”另一个女生也说，这样便于沟通，但她还是喜欢公办学校，因为那里“更有规矩”。

    这天，学校给每一个学生都发了几张粉红色的“新生咨询卡”，希望他们回去后能介绍新的朋友进来。“有生源我们学校才能发展稳定。”谢水兴说。张青和她的同学们对此表示支持，“我们要帮助这所学校和老师”。

    这所民办学校显然与一般的公办学校不同:每个低年级班级必须要有一名懂白话、普通话、客家话的老师，因为班上学生很多刚从老家过来，语言沟通较困难；学生敢于表达意见，如不喜欢哪位老师，直接去找校长；新学期开始了，但元宵节前教室里一直空着很多位子，回老家过年的同学还未返校；学费常常拖着，及时交清的只有1/5，很多分了三四次才交齐。

    华星学校20多名老师全是外地人，多是大专学历，一般寄宿在校。他们很多人有招生任务，早上要辅导早读，放学后要跟车，防止学生乘坐校车发生意外。他们的劳动课时比公办学校多，月薪却不及广州公办教师的一半，仅1000元左右。

    马延彬是青海人，在湖北一所大学读了3年中文，执教华星学校初二的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美术，“除了英语全都会。”马延彬有些得意。他刚到学校时还有些灰心，但后来他喜欢上了学生，与他们有同感，“他们都很穷，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连电灯都没有”。

    广州共有32万适龄入学外来工子女，72％以上在民办学校读书。父母都是农民的大约有22万，他们交纳不起昂贵的借读费，只能进入收费较低的民办学校，很多人称为“农民工子弟学校”。

    华星学校的收费标准，属于民办学校收费的中下游水准。在很多民办学校，小学一学期就超过1000元，广州公办小学是259元。

    2002年，华星学校前身的4名靠拾荒和卖菜发家的股东间出现矛盾，500学生面临失学。2000至2002年正是广州外来工子弟学校办学高峰时期，每年增加30多所。一份权威资料显示，87％的办学者以前从事建筑、采掘业、仓储、运输、批发和贸易、餐饮等行业，文化层次较低。揭西县的河口村人在广州就办了17所此类学校，大多未能摆脱家族式的管理模式。

    时任天河区办公室主任黄庚铭想到了谢水兴，“他已经办了一所专、本科自考辅导学校和一所计算机学校，经验丰富，事业心强，比较让人放心”。在广州，投资一所20个班左右的学校约需200万－500万元，一般需要5－7年才能回收成本。“办学是为了赚钱，但又和做生意不同，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肯定短命。”在天河区当了10年公办小学校长的麦大荣说。他认为，谢水兴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良心的办学人。

    被质疑的义举

    一条狭窄的水泥路在低缓的山坡上蜿蜒，路边密密匝匝挤满了破旧的棚子，垃圾的味道四处飘荡。拾荒者们向当地人交了租金后，用旧石棉瓦、捡来的油毛毡和木条搭建了在广州的新家。他们主要来自广西，整理广州人扔掉的垃圾然后卖掉，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