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患者进行欺骗性诊断，进而收取高额治疗费用，这样的事在上海长江医院屡演不绝，以致于相隔不到10天，仅诉诸法院的"孕妇不孕"丑闻就发生两起！

    2月19日，凤凰卫视《文涛拍案》栏目与本报连线，播出《上海长江医院》专题。节目中除了本报曾经报道的“叶雨林孕妇不孕”案件，还披露了与此案相隔不到10天的另一起“孕妇不孕”案件。本报记者进一步采访得知，两起案件中，上海长江医院在被受害人起诉后，均采取了私下协商、重金“摆平”的手段，从而避免了对簿公堂之“劫”。

    距孕妇叶雨林被上海长江医院诊断出不孕不到10天，孕妇唐利梅也遭此厄运。而她们提出诉讼后终被医院重金摆平庭外私了。新华社发

到上海长江医院就诊的患者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药走出来。（记者 张向永/摄）

    “孕妇不孕”并非“绝版”

    1月23日，本报报道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孕妇不孕”事件：2005年6月4日，在上海务工的安徽籍夫妇叶浩魁和叶雨林，分别被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治疗5天，医药费用共计3.7万多元。但随后叶雨林在另外一家医院检查时发现，她在5月17日事实上就已经怀孕，上海长江医院所谓的检查以及治疗，原来竟是一场骗局！

    叶雨林事件被曝光后，不少读者来信来电，痛斥上海长江医院为牟暴利，欺骗患者的恶劣行为。但也有读者认为，也许这是一次“误诊”，只是偶然事件。上海长江医院的发言人也向记者表示，这是当事医生“操作不规范”，并信誓旦旦告诉记者，此外“没有发现”类似的“操作不规范”。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距离叶雨林事件不到10天，来自四川的唐利梅夫妇竟然也遭遇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厄运！

    2005年5月23日，四川合江县人唐利梅和丈夫浦正平，由于结婚3年没有孩子，二人一起来到上海长江医院。唐利梅在说明了自2005年4月1日之后没来月事的情况下，被主治医生何玉侠诊断为“原发不孕、免疫性不孕、宫颈炎”等，并开始接受住院治疗。在长江医院的3天里，唐利梅不断地被医生通知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不停地吃药和输液。3天里，浦正平先后交了1万多元。花光身上所有的钱后，浦正平和妻子商量决定不再接受治疗。离院前，医院还配了一个月的药，约2000元，由于浦正平实在拿不出钱，医院最终作了退药处理。

    7月4日，唐利梅在长江医院做最后一次B超检查。出人意料的是，她竟被医生告知“已怀孕了”。这个消息让浦正平高兴了一阵，但医生拒绝透露怀孕的周期，这又使他产生了怀疑。在整理医药费清单时，浦正平发现，医生在2005年5月26日给妻子开了两份保胎灵。莫非妻子早已怀孕？

    2005年11月4日，唐利梅在老家四川合江县人民医院做B超检查，报告显示，她已怀孕200多天。也就是说，在4月16日左右，她就怀孕了。11月12日，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的检测结论再次证实，唐利梅到长江医院就诊时已经怀孕。

    重金“摆平”波澜不惊

    叶雨林和唐利梅两对夫妇分别来自安徽和四川的农村，在上海长江医院花费数以万计的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几乎倾家荡产，甚至负债累累。当得知自己落入的是一个骗局以后，他们不仅要承受破财之痛，更陷入了极度惶恐之中：治疗期间服用的大量药物，会不会对腹中的胎儿造成伤害？为了向上海长江医院讨个说法，两对素不相识的夫妇都想起了诉讼。

    2005年10月19日，叶雨林夫妇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5年12月中旬，唐利梅委托上海名旗律师事务所的姚建国律师，向虹口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

    在众多媒体的关注之下，上海长江医院面临着一场尴尬的官司。当时有人预言，如此恶劣的诈骗行为对簿公堂，将是长江医院的“死劫”。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事情的进展却出人意料：法院始终没有开庭的消息，上海长江医院进出的患者依然络绎不绝，广告依然叫得“山响”。

    有知情人告诉记者，上海长江医院早已花重金“摆平”了两起案子，原告已经撤诉。这位知情人说，2005年12月20日，上海长江医院向叶雨林夫妇一次性补偿人民币20万元整，叶浩魁夫妇共同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不再享有对长江医院的任何赔偿请求权。而关于唐利梅案，其委托律师姚建国向记者证实，双方庭外和解，原告撤诉。当记者再次试图和唐利梅夫妇联系时，姚建国告诉记者：双方和解的时候，长江医院要求原告“不要再做一些事情”，所以案子的事情他们可能不太方便说。对此，知情人告诉记者，说是庭外和解，其实是有条件的赔偿用俗话说就是“封口费”。

    追访中，另有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为“摆平”两起“孕妇不孕”事件造成的连锁反应，上海长江医院花费的其他“重金”，远远高于赔偿给受害人的钱，“但这些都是小钱，只要医院不关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考验行政职能的“一张考卷”

    2月17日，安徽合肥一崔姓教师致电本报，电话中他语气激烈：“长江医院的欺诈行为早已大白于天下，但它的广告还在播，不明真相的患者还是源源不断，我们没有法律去惩处吗？我们没有政府监管部门去制止吗？”

    在2月19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

    对于高强部长的结论，不少读者深表赞同。针对上海长江医院事件，有网友发帖评论说：“短短10天，两起‘孕妇不孕’案件事后被曝光，可见病患中受骗者的比例；涉案的三位医生执行同样的行骗手法，可见其运作模式；事发后避重就轻，以花钱‘摆平’来解决问题，可见其认错态度；覆盖全国的广告轰炸，络绎不绝的患者，可见其为害之广；巨额广告投入，新病房楼落成，可见其获利之丰。而以上种种，均可见政府监管之不力！”

    还有读者发表评论说，街头行骗尚有人管，无良医院为何大行其道？司法、卫生、工商，只要有一个部门负起职责，事件就不会恶劣到这般地步！

    网名平平的读者说，有关监管部门都到哪儿去了？只要违法成本低，有关部门又不作为（或有意不作为），就会有成百上千的“长江医院”“崛起”。如果职能部门功能健全，早就应该预防或者制止这种行为。媒体的报道，应等同于举报材料，主管部门若回应迟钝无力，甚至漫不经心、视而不见，就是行政不作为，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一位法律界人士接受采访时说：目前这两起叫人“拍案称奇”的案件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如何回应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已成为考验相关政府部门行政职能的“一张考卷”。（记者/王海 张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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