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一、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高尚全同志从四个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的社会；应该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长期协调相处的社会。他同时指出了当前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一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商品化；二是要素市场化滞后；三是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中，在形成平衡资本与劳动的机制方面明显滞后，四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经济的转型不相适应；五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

    与会者一致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深化改革。马凯主任在讲话中提出，从推动体制创新、健全体制保障来讲，最重要的是，坚持“一项基本制度”、深化“五个方面改革”。坚持“一项基本制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障。深化“五个方面改革”，就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文化体制、就业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如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针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是中国体改研究会历届年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1．如何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认为，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这可以从两方面说明：首先，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衡量经济形势的几大指标来看，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目前我国都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其次，这次宏观调控没有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经济形势好，另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从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经济社会中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没有解决，杨启先把这些矛盾归纳为：首先，经济领域存在着三种明显的不协调。一是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二是速度与效益不协调；三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明显不协调。其次，社会领域存在三个突出的矛盾。一是就业不足；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三是高收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太大。最后，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存在着三种潜在风险：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道德风险。

    与会者认为，杨启先同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经济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分析是恰如其分的，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搞好五个统筹，实现经济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改革。

    2．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马凯同志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一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三是深化教育文化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四是深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障。五是逐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调控机制。

    针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讲话中强调，当前要更加重视全社会的公平分配，防止分配关系的扭曲，使大多数人能分享发展的成果，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扩大的现象。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政府的二次分配，要逐步向低收入者倾斜，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维护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应有权利，使他们也能过上小康生活，最终实现全面小康和社会和谐。

    安志文同志还从民主法治的角度提出，从长期看，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使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互相促进。这是因为，不受法律规范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另外，不受法律制约的政治权力也难以从根本上制止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对当前重点推进改革的领域，与会者有两种思路。许多同志认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许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机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当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

    有的同志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杨启先同志认为，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很困难。因为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涉及种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以到位。

    因此，他认为当前的深化改革，最好先避开这个难点，改为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但是，他也强调，这决不意味可以放弃或忽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暂不作为改革的重点，以减轻改革前进的阻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一些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这种思潮的传播，使人们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产生模糊认识。因此，澄清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的改革，明确改革的大方向，坚定继续深化改革的信心，是与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彭森同志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和评价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教条主义的问题。当然有西教条也有中教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一些简单化、模式化的评论，还有舆论方面的炒作包括一些功利化的误导。这对深化改革都是有害的，即使对单项改革的功过也不应该简单地予以否定。因为，改革是一个整体，同时改革又是一个过程，在探索的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往往会产生改革不到位，改革方案不落实，甚至出现失误的一些情况。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应该注意总结、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只有如此才能把握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的距离，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对策。才能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为深化改革创造积极的氛围，通过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在谈到有人借批判新自由主义，批判改革，否定改革时，高尚全同志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学术性的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批判，但不要把改革批进去，更不要否定改革，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防止假改革。有专家提出，我们现在要特别警惕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利益主导型的改革将使改革走形，失去改革原有的意义。一些人正是利用假改革带来的弊端，作为反对改革的借口。因此，我们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又要防止出现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改革，还改革的本来面目。

    高尚全同志在大会的总结性发言中提出，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要取得改革的共识。他表示，取得改革共识必须有三个底线：一是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坚持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三是要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他认为，“十一五”《建议》把改革放在重要的突出位置，这就为改革取得共识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四、关于推进要素市场化

    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提供的主报告“推进要素市场化”中，对我国要素市场的现状所作的分析：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不和谐现象，大多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有关。

    中国体改研究会课题组提供的报告同时指出，要素市场化滞后的深层原因是：政府以及依附于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凭借行政垄断权力获取巨大的潜在收益，尤其是这种潜在收益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既得利益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与会专家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三个方面就要素市场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1．关于土地市场。“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现在农村中发生的很多群体事件，包括农民的上访，多数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认为，当前土地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权利主体不明确，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专家认为，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和农民民主权利的实现相结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中国以强权为背景的划公为私和以强权为背景的划私为公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权力侵害公民的私人财产，一方面权力也在侵害公民的集体财产。秦晖进一步指出，如果农民没有结社自由，所谓农民的集体很有可能是一种官办的集体，这种集体可能本身就是农民权利的剥夺者，而不是农民权利的捍卫者。

    2．关于资本市场。在我国，资本市场尤其股票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而产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以至于到现在为止，国内的资本市场到底要干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从本次论坛专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对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仍然有较大分歧。

    针对当前资本市场萎靡不振的状况，张少杰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融资功能的逐步丧失，或者说资本市场在动员社会投资和居民储蓄方面的能力丧失，导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资本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比例失衡。

    他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资本市场过度集中：一是市场结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大大小小的企业权益性融资和证券化转让的活动都集中在两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的结构。二是管制体制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所有面向社会的融资活动和交易活动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范围内的结构。三是权力构架的过度集中。这是一个将各种融资手段和融资工具的开发都纳入中央政府的审批范围之内的结构。他提出要重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到会的一些专家对张少杰同志所作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国务院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提出，要使中国资本市场得到真正的发展，首先应该恢复投资的功能。他认为，推动一个健康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筹资，而是投资。像美国、香港这样的成熟市场，净筹资额是负值，筹资功能不仅是丧失，而且是负的，但它是一个成熟、健康的市场。真正驱动一个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这个市场与其他的资产种类比较起来有它的投资价值，才会吸引居民、投资者把金融资本从其他的形式转移到股票市场上。中国股市筹资功能的丧失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投资和筹资的天平上，整个天平过分的倾向于筹资者，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林义相提出，要通过改革，从体制上解决资本市场上的问题，在此之前，融资应该缓行。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改革，只一味的强调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在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存在严重的漏出机制的情况下，你给它资源越多，漏出越严重，造成的社会危害越大，因此融资应该缓行。他提出，要改革国内银行体制及其背后的金融体制、经济体制。股市不正常现象背后体现出的是整个体制的矛盾。改革股票市场的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改革整体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应设计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

    3.加快农民工社会管理制度改革。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屡屡受损害，成为影响城乡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研究会的报告认为，主要是歧视政策所造成，首先是就业政策的歧视，第二是社会保障的歧视，第三是教育培训的歧视。

    农民工进入城市真正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不仅仅是户籍问题，非常重要的是户籍体现在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巨大的差距。

    来自劳动社会保障部的郭悦认为，现在,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角度看，已经到了改变农民工低工资状况的时候了，沿海一些城市已经感到了这种压力。而且廉价的劳动力形成的成本优势，使投资者缺乏研发和更新技术的动力。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向中高档提高。同时，也不利于扩大内需。但是，对待农民工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孙立平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胡玉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