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6日，禽流感疫情在辽宁省境内暴发。在报社主管领导的直接指示下，北京总社同我所在的东北记者站上下联动，精诚配合。后来的事实证明，记者 第一时间出发、及时到达现场采访为《中国日报》在“负面突发事件”的报道上比较好地引导了舆论，体现了这张报纸的特色和国际大报的风范。
谁也没有想到，发生在辽宁黑山的禽流感会发展得这么快，影响这么大——都以为它也跟其他疫点一样，就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但是，后来的发展让每个人都瞠目结舌。我也因此三进黑山采访。尽管我已经入社3年，但通过突发事件的报道带给我全新而又刺激的体验的这却是头一回。
众人周知，对这种突发事件政府总是慎之又慎、严之又严。为了这次报道，北京总社非常重视，新闻中心、发稿部分别向我们地方记者提出了具体要求，东北办事处成立了应急采访小组，24小时昼夜值班并作出决定：吴勇同志作为战地记者，立刻奔赴前线；大连、吉林和黑龙江记者站各位记者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听命。
大战在即，我有点紧张。
一闯黑山。
开始，我只知道当地政府在黑山县设立了禽流感指挥中心，发生疫情的村庄已被封锁，外人不得进入。不过，为了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我还是决定直接奔赴疫情始发地——黑山县八道壕镇台村。
11月8日，坐上了沈阳到黑山县大虎山镇的N114次列车。在火车上就明显感觉气氛异常，乘警开始登记身份证,让人不免想起2003年SARS的情景。在更换了火车、大巴、三轮摩的三种交通工具，在乡间小路颠簸了两个多钟头之后，当天下午三点钟，我终于到了这个后来让人谈之色变、异常神秘的村庄。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村，村子周围的玉米地已经收割过了，只有半尺长的茬子还残留在地里，要等来年开春后再翻耕。村里基本都是砖瓦房，独门独户。一切和别的村庄都没有什么不同，唯一让人不安的是，进入到村里时，司机再三嘱咐，如果别人问从哪儿来的，就说是走亲戚，现在管得很严。
村口守着全副武装的消毒人员，每家门口都撒了白石灰，提醒这里已经是疫区。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村里禽类都已经宰杀殆尽的缘故，整个村庄都静悄悄的。载我们的三轮摩托车送我们进村后，马上就想掉头就走，坚决不等我们，后来在同意车费翻倍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等了一个小时，而且过时不候。
我们正要去找养鸡专业户了解情况。村口两个中年妇女靠了过来，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是不是记者，是不是来了解禽流感的。开始我还有点担心是村干部找来的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当地养鸡专业户，不过因为自己家的鸡在 10月初开始死亡，所以没能得到赔偿，希望通过媒体寻求帮助。但是，他们后来反映的问题牵涉太多，再加上时间也不多了，只好连夜返回沈阳，把相关情况向总社作了汇报。
第一次采访结束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黑山的疫情在之后的三天里从开始的两个乡镇蔓延到 18个村（黑山县一共21个村屯）。辽宁省整个都被动员起来了，采取紧急措施，力图将疫情控制在黑山县内。黑山县的疫情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辽宁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虽然国家有报道的纪律要求，但是正如一位资深编辑所说，一张大报要有自己的独家特色，要有鲜活、生动的深度报道。因此，我也感受到了作为战地记者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二进黑山。
第一次采访回来，办事处领导听取了我的采访汇报，总结了采访的得失，于是再度加强力量，主任亲自出马联络省市地方政府，为采访做好了铺垫。
11月10日我重返黑山。这一次，我作好了充分准备，背着电脑、方便面，还有睡袋，这一次不达目的绝不回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当地政府神经紧张，对媒体记者戒备森严，生怕出了一点纰漏。像我这么大张旗鼓地到黑山来，还真的不多。
“那里还是疫区，很危险……”辽宁省委宣传部官员说，不希望媒体进入报道。经过再三沟通而且保证遵守纪律，终于获得批准。
“小子，你的运气真好！”黑山县禽流感指挥部的锦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杜金奎说。因为此前，宋主任已经跟他和辽宁省高层官员进行了沟通，所以对方很痛快地提供了背景资料。
但是，当我提出要进入到疫区采访时，地方政府有些犹豫，“我们知道中国日报是负责任的媒体，但是，现在疫区刚刚把鸡扑杀完，情况还很危险。”
我知道，如果不能彻底打消对方的顾虑，恐怕此次采访要泡汤。我跟他重申，中国日报是国家大报，是负责任的媒体，我们是来用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世”听，而且还要反驳一些国外媒体无端的指责。最终，对方同意让我进入疫区采访，不过要求有当地政府官员陪同。
第二天一早正式开始采访。不过对方明显是有保留，只让我接触外围一些家里没有出现禽流感感染死亡案例的养殖户，但是，我想如果没有采访到经历过疫情发生的当事人，我的文章必定是不完整的，也缺乏说服力。在经过再三沟通以及保证下，到当天傍晚的时候，终于找到一个这样的养鸡户。
这个周姓农民家在黑山县耿屯村，家里养了一千多只鸡，因为禽流感死了一多半，剩下的全部被扑杀。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全身上下密封着蓝色防护服的医疗队正在对住宅进行消毒，屋子里弥漫着微酸的消毒水的味道。
屋子不大，没有几把凳子，我们就坐在炕上，开始采访。一开始，对方还有点紧张，不过当谈到孩子上学会不会受到影响时，这对夫妇开始慢慢放松。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他们还能够勉强承担两个孩子的学费，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问题。
当地政府官员很明显不希望我们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差不多五点钟，我们就匆匆赶回黑山县城。这时天已经全黑了。
但是，住宿还没着落。因为全省来了很多医务人员，再加上全国的媒体都蜂拥而至，小小的黑山县所有的宾馆招待所都爆满。最后，还是跟当地锦州日报协商，在一个招待所分了一个床位。不管这么多了，写稿子要紧，我连夜整理采访，然后设计明天的采访计划。
第二天，在黑山县乡镇的崎岖小路上又颠簸了一天，对第一天的采访进行补充，找到了在基层村落工作的医务人员和政府公务员。看到这些在最危险地区默默工作的人们，我有一种强烈冲动要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大众，告诉世界：我们在努力！
此次采访，总社的计划除了采访当事人养鸡专业户之外，还列有采访兽医的题目。开始，我也不是很明白，总社会要做这个话题。
为了增援我，主任调来待命的吉林记者站记者何娜，这是一个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女孩，接到命令，立刻从长春连夜赶赴锦州，火车上没有座位，她是一直站着直到夜半12:00多到达锦州的。采访完锦州市的突发情况后，何娜来到黑山，我们分工，一人做养鸡户专题，一人去采访基层兽医系统。
果不其然，当地的兽医系统名存实亡！这也是导致黑山禽流感失控以及出现假疫苗的主要原因之一！总社的禽流感报道小组果然有先见之明。
当天晚上，我们连夜写好稿子。但是，招待所无法上网，只好到第二天返回沈阳发送。此时，时间已经是我到黑山的第三天。由于招待所条件比较有限，不能洗澡，我走得急也没有带换洗衣服，据当地同行说，这时候，我是发如茅草，双眼血红，面无人色，与叫花子已没有两样了。
回到沈阳后，我们立即向总社发送了黑山农户经历禽流感以及黑山兽医系统是导致疫情严重的主要原因等稿件，分别刊发在 15日“焦点版”、16日和18日第三版上。同时，还为总社报道禽流感的同志提供了现场的第一手资料。
三回黑山。
11月16日，在本报已经发了多篇禽流感报道后，总社新闻中心副主任通知，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国内外媒体来黑山采访。这样，11月17日，我与采访团一起又“回到” 黑山。这一次安排的路线，基本跟我上次的一样。而让我开心的是，同行美联社记者手中拿的正是《中国日报》，上面正是我写的那篇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战地生日，令人难忘
11月11日是我26岁生日，也是进入报社的第3个生日。以往生日，都是与朋友欢聚一起，也许吃喝，也许笑谈。而今年的生日，我是在采访的第一线——战地度过。夜晚，只有我和何娜两个人。写完稿子，已经9点多了，我们沿着黑山县城的主要街道寻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家蛋糕店。小店人很少，老板道歉说，因为鸡蛋禁售，所以蛋糕可能味道不太好，我们却感到一分庆幸，能在“禁区”买到蛋糕已经不容易了，我非常满足。借着一根一根燃起的蜡烛，我们边吃蛋糕，边讨论第二天采访的计划。这个注定要被终生永记的生日！
及时准确，赢得赞誉
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同日常报道，如何把握政策水准，十分重要。本次禽流感报道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辽宁省、锦州市及有关政府部门对中国日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我们在关键时刻帮忙不添乱，引导了正确的国际舆论，指挥得力，报道及时，也为我们战地记者评出高分。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可是，记者生涯的精彩，将总会在你人生的记忆中成为抹不去的记忆！（《中国日报》记者 吴勇/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