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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杰
2005年10月12日上午9时，当我在出镜报道与神舟六号成功发射的画面一同通过新华社的摄像机镜头实时传递到新华网以及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教育电视台等200多家电视台，向全球播报那令中国人民无比骄傲的瞬间时，我激动万分，心里呼喊着“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实现了神六报道的电视直播！”
一直昼夜在后方指挥音视频报道的张浩主任、何小彤主任发来短信：“直播表现不错，你辛苦了！”
一大早来到东方卫视直播间的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黎瑞刚总裁、东方卫视书记徐威、新闻中心总监吴朝阳电话转达：“非常棒，收视率已创新高！要好好感谢你，真是不容易！”
一直忙着做新华网直播的同事欣喜地告诉我：“你的独家视频点击率很高，网友正在热评！”
是的，我真的做到了！一个人架设卫星地面站，一个人自己拍摄自己的出镜，一个人完成电视直播！
出征：摄像机、录音机、卫星站一个都不能少
最初接到神六报道任务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直播任务要由我一人完成。
9月倒数第二天，当我正颠簸在去福州采访的路上，总社电话通知：“速回，准备参加神六报道”，一阵欣喜的我听到下一句心里却没了底，“音视频报道就你一个人。”一个人怎么做电视啊？我平时只拿拿话筒和录音机，摄像也是粗通，但没怎么实战过。再向张浩主任仔细请示，张主任从来都很体谅下属，他说：“做好音频，视频能就做，不行也不强求。”可我知道，技术局几天前刚调来试用的那套便携卫星地面站，主任一直想在神六报道中尝试一下，如果能做成电视直播对于我们的新形式报道将是历史性的突破！
回总社已是国庆放假了，虽然外出采访倦容未消，但我一天也不敢休息，我似乎预感到自己将面临一次重大挑战，为此必须充分准备。以前，几个人合作的采遍流程全要靠自己了，音频采访机、音频编辑软件、摄像机、笔记本非线编辑和传输一样样突击练习，搅得和我搭档的摄像记者海鹏假期还得来社里教我。技术局刘铮也被我几次从家拉到单位，反复协调如何把便携卫星地面站带去，如何做直播等事宜，由于时间仓促，技术人员和设备如何到位、进场都只能看情况再确定。
10月6日清晨，同事老余一大早起来帮我搬设备、提箱子，一直送到车上，“注意安全，别累坏了。”细心的老余还塞给我几根带有不同转接头的线，后来直播时都派上了大用场。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前方报道组组长贾永率队，我、白瑞雪、赵建伟、赵嘉麟一行5名记者从南苑机场出发了。看到我大包小包的设备和行李，蜗牛似地拖拉在后，男记者抱怨：“搞电视就是麻烦”。可是说归说，还是轮流帮我拎包。
经过一个多小时，飞机一路颠簸着降落到鼎新机场，透过飞机旋窗放眼望去，酒泉的天空是那么清澈湛蓝，阳光火热地洒落在茫茫戈壁上，远处只有星星点点的绿色。同一班飞机的乘客几乎都是各个媒体的记者，基地邀请媒体的名单密密列着70多名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一下飞机我已经闻到新闻大战的火药味了。
从机场去航天城又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一路上，摄影记者赵建伟给我讲着在近距离拍摄火箭点火要做的应急准备，“500吨的液体燃料是很危险的，我每次都带一个口罩，湿毛巾也行，一旦出现意外就趴在地上……”我正听得入迷，又听有人喊道，“看，发射架！”第一次远望见矗立在大漠戈壁上的发射架和巨大的垂直厂房，特别兴奋，那就是几天后世界的目光将汇聚的地方……
十几分钟后，车在航天城广场北面的招待所门口停下，我们打前站的记者徐壮志早已在这里等候。一放下行李，贾永立即召开6人会议，布置采访任务，我发现其他几位记者都是神五报道的原班人马，个个经验丰富，对发射基地、火箭、飞船、航天员等各个系统如数家珍，讲起技术问题俨然是小专家了。而我第一次参加前方报道，经常会问一些简单问题，贾永皱着眉头扔给我几本大书，“赶快看看书，扫扫盲！”临阵磨枪，挑灯夜读吧，不过想到我感到新鲜或疑问的地方可能也正是受众希望了解的新闻点，说不定可以化劣势为优势，无知者无畏嘛！
采访：自拍出镜的“超女”记者
10月7日是箭船转运的日子，50多米高的巨大火箭和飞船的组合体要从亚洲第一大垂直厂房通过一条1500米的特殊铁路垂直转运到发射架上，场景蔚为壮观。虽然转运速度缓慢到只有20公里/小时，但我要扛着三脚架、摄像机和采访包一边跑前跑后拍摄箭船，一边要从上千围观者中找到需要采访的专家也并不轻松，追拍了火箭系统总设计师、气象室负责人等几个专家就已气喘吁吁，也亲身体会到很多电视记者常常一个人出去采访的艰辛。
快到发射架下时终于遇到了赵嘉麟，“我们找了你半天，怎么走散了？快来，看到杨利伟了！”果然，在发射架下的围栏里，杨利伟正和一些航天专家合影，巧的是赵建伟也在一旁。“老赵，来！我们进不去，你在里面能不能把杨利伟请过来接受采访呢？”不一会儿，神通广大的老赵还真把杨利伟请来了！我抓紧对好摄像机，提问直入主题，“请问您对这次神六发射有什么感想？您对您的队友即将执行神六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怎么看？”杨利伟的回答依然沉稳干练，“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航天员，心情是很激动的。我相信又经过两年训练，我的队友会比我完成得更圆满、更好！”
采访过程中，我的摄像机几乎要被涌上来要和杨利伟合影、握手的热情群众挤倒了，我只好一只手举话筒和录音机，一只手护着摄像机，一会儿回头看看取景器里的构图，一会儿歉意地看看杨利伟。杨利伟对我这样手忙脚乱的采访并未介意，只是抱以同情的微笑。
收获了杨利伟的独家采访，使我兴奋得没休息一下，又早早赶去拍摄火箭、飞船专家的记者见面会了。架摄像机、布话筒线，一边摄像、录音，一边记场记，时而还提两个问题，采访散场时，老赵笑呵呵说：“李杰，不错啊，一个人干那么多，还忙而不乱，难怪你们部门派你一个人来呢！”我苦笑说：“哪有，其实我心里乱着呢，生怕镜头调得不对，声音没录上，还反复看呢。”回去路上，中青报的女摄影记者还主动帮我拎包，她说：“还以为我们就够累了，又要写文字又要拍照片，可是看到你拿这么多设备我也就安慰了。”
8日给记者们安排的是总设计师王永志和航天员系统负责人陈广善的采访，依据前一天经验，我对拍摄比较有把握了，但如何拍摄自己的提问呢？想来想去，我把镜头前大致对好一个记者席，取景器翻过来，自己走过去看一看取景器里的位置，调整好角度，就站在自己的镜头了举手提问了：“陈总，请问我国下一次神七载人飞船有没有可能出现女航天员，对女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是什么？”问完，我又立刻跑过去把镜头再转向专家。回答问题的陈总见此情景愣了一下，差点要笑出来，但还是善意地等我把镜头对好才开始回答。
结束散场时，我又成了同行们开玩笑的焦点，“你应该直接问陈总，你看我能不能当女航天员。陈总看你还会自己拍自己，说不定就挑你去了！”我小声和徐壮志抱怨，“这样真是在同行面前出丑，央视一下来了40人，我就一台小摄像机真不好意思。”大徐安慰我：“不是出丑，是很聪明，一个人也能想出办法拍摄自己，没什么不好。”
采访两天的素材需要尽快编辑成篇备发，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我赶制出近20条音频节目和5条电视新闻，与此同时，同屋的小白也写出了20多条文字稿，包括专访王永志、杨利伟的重头稿，我们两个女记者仿佛进行了写稿比赛。贾永过来验收时满意地说：“怎么新华社女记者都很能干？”“哈哈，我们是‘超女’记者嘛！”我和小白不约而同想到了“超女”这个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