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前一天的协调会，已经宣布停止对幸存者的全面搜救工作，因为已经是震后第4天。“地震援救的72小时黄金时间已过，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微乎其微。”赵队长说。但是因为波兰和西班牙的救援队今天刚刚抵达巴拉考特灾区，中国救援队新闻官黄建发还是特别向他们通报了这个决定。

    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在帐篷外合影留念。黄建发和巴军方代表阿里单独开了个小会。“巴军队对地震救灾没有经验，”黄建发说，“我们在会议上就对巴军队的工作表示感谢，会议下才把各国救援队的14条意见反映给他们。”

    在赵和平队长看来，由中国救援队来担任这样的协调员角色，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肯定”。

    “美联社的记者也说我们是最出色的。”他说。而他的队员们更多的还是为救出3名幸存者感到兴奋。

    记者刚坐下，他们就聊起了找到第1名幸存者时的情景。“我顺着空隙一点点往里蹭，终于看到了那个妇女，她的腿被压住了，她的孩子的尸体就在旁边。”中国救援队队员朱高德说，“我正要拉她，余光瞟到了另一双眼睛，再抬头一看，老天爷，一具男尸，和我脸对着脸！”

    队员们事后得知，那是她的丈夫。屋子倒塌的一刹那，丈夫用自己的身体，给妻子撑起了那一点点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空间。

    这样的闲聊，从到达灾区以来，为数并不多。对于中国救援队的队员们来说，现在才终于有了一点时间回味3天来的工作。“一忙起来，哪里还会去多想什么。”封耀辉医生说话时依然还有学生的腼腆，“救人是我们平时训练的唯一内容，而到了灾区，就差不多变成了本能。”

    “救出人来，周围的巴基斯坦百姓啪啪啪地鼓掌的时候，那感觉真棒！”姜川医生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晚上9点，和中国救援队一样，其他的救援组织也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开始安顿下来，埋锅造饭。

    而不远处的巴拉考特，那座废墟之城，连同更远处的连绵高山，都淹没在了黑暗中。城镇里、山坡上，隐约可见的星星点点，是灾民们点起的篝火。这些大难之后的幸存者们要在寒风中靠着这堆篝火，熬过又一个夜晚。而在他们身下的断壁残垣中，还有他们死去的亲人。

    一座已经完全坍塌的清真寺旁，铺着一张新地毯。一位中年男子正在祈祷，跪拜如仪。

    在一片新坟当中，另一位男子仍然跪着，默默无语。他是当地小学的老师，这里埋葬的是他的学生。在此次地震中，孩子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巴拉考特坍塌的三所学校中，1500名学生罕有幸存，他的学生就在其中。

    深夜11点，气温已降到0度以下，大风几乎要把中国救援队的帐篷掀翻了。

    军队成为临时政府

    志愿者夏尔刚过20岁，卷发，眼睛深邃，瘦高。他是巴基斯坦哈利普尔市一所当地大学的大一学生。他和中国救援队差不多同时到达巴拉考特地区，看见中国救援队开始扎营，他就来帮手。第一天晚上，他露宿公路边，第二天一早又来到中国救援队，说自己可以帮忙做翻译，于是就留了下来。在他眼里，中国救援队的队员们都“很宽容”，“很有同情心”。

    他干脆向记者学起了中文：手、脚、胸口、疼、很疼……并且学得很快，因为他发现这些词在帮助伤者和中国医生沟通病情方面很有用。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想到来灾区做志愿者时，“真主安拉告诉我们要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他说。

    抱着他这样想法的当地志愿者，在伊斯兰堡，在巴拉考特，在巴控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在医院和墓地，随处可见。有很多志愿者，步行十几公里山路，头顶肩扛，将一包包衣服、食品带给山区深处的灾民。这样的山路，走一个来回就要整整一天。从地震发生的第一天到现在，他们每天这样走。

    “为什么不通过政府把物资捐给灾民？”记者问。“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他们回答。早上6点30分，西班牙的搜救队已经穿上救援服，戴好安全帽，在营地外集结。队长罗地拉说他们昨天刚到，对巴拉考特地区的灾情还不甚清楚，亟需巴军方告诉他们哪里的灾情最紧急。

    事实上，巴基斯坦军队已经成了各国救援队重要的信息来源和后勤依靠。“当地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原本12个部族首领，现在只找到1个，原来的地区首席行政官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巴军队在巴拉考特地区扮演了临时政府的角色。”黄建发对记者说。

    而巴基斯坦士兵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分散到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区，调查各个村庄的灾情，把消息带回给各个救援队。这些信息，无论对于救援队，还是灾民，都弥足珍贵。

    就在西班牙救援队集结完毕的差不多同时，两队巴基斯坦军人也已经整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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