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新华网上张荣大纪念穆青逝世两周年的文章《穆老，我心中的记者大师—新华社记者忆穆青》，新一代新华人的我，刚看完《穆青传》。面对1937年参加革命的前辈，总想写点什么。
新华人对穆青的敬称是：穆老。但许多新华人还是叫他穆老头、老头、老头子，称呼他社长的几乎没有。穆青从1959年10月就开始担任新华社副社长，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１年他两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名誉主席，是中共第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么多的政治光环下，新华人和他本人是如何习惯这种零距离称呼的？
穆青被人称为新华社的“首席农村记者”。的确，《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告》等传世之作，多是农村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他曾对请教者说：“什么是大局？就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你必须知道老百姓的利益在什么地方……。”
最广大的老百姓就是农民，他同吃同住，并交到不少一生不断走动的农民朋友。于是，他的称呼中自然有了农村的称呼语“老头”。
穆青一生很少给人做锦上添花的事，更多的是雪中送炭。当上海分社社长时，不仅“反右”的大字报重点轰击分社的三名骨干，别号“三脚鼎”，上海当时的第一书记柯庆施不仅会上过问，还专门找穆青谈话，穆青却没有向任何人传达。于是，上海分社出现了罕见的0“右派”；当副社长后，不顾当时气氛，重用“摘帽右派”周原，于是诞生了他们两人和冯健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他的奔走下红旗渠劳模们彻底在2002年9月平反，单看年份就知道这次平反的艰难。一个港湾，一个老头子用臂膀支起的港湾，保护着新华社的人才，乃至社外的一些中国人才。
这个老头子，还是老能带领新华人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准确地把握住社会脉搏的头子。
与“四人帮”的斗争，堪称血雨腥风：1975年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遭到江青无组织的干扰。穆青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请当时国内部负责人王文卿等人整理了告江青的材料；周恩来逝世后，顶着姚文元的压力，通过发国外唁电，通过《参考消息》等变通方式，把国内外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发表出去。
与“两个凡是”的斗争可谓轰轰烈烈：他以不怕坐牢的信心组织大家发出了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消息，客观上为中央彻底平反“天安门事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从1977年冬，他和新华社国内部、安徽分社等记者一道，发出了大量各地“包产”的报道，被胡乔木称之为“舆论第一次左右了决定”；1978他又和其他新华社同志一起，大胆全文转发了《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遭到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压力的情况下，组织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战役报道，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军区一个军区组织其主要领导发言表态。最后，只有2个省委书记没有表态。被理论界称为是继“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邓小平同志评价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穆青也遭受了苦难，1966年8月，他从副社长成为黑帮分子，写焦裕禄是罪状之一。1972年穆青恢复工作。虽然告江青时，当时毛泽东信任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尚未把材料转送到毛泽东手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虽然1975年11月王海容把材料即时退回，并销毁。但因为一个社内知情者的告密，次年4月16日他被停职。告江青一事被姚文元定性为“朱（穆之）穆（青）李（琴）事件”。穆青都活下来了。平民情结，使他能淡然处事，也是他能在历次迫害中活下来的秘密之一。（网友：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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