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软件”的危害正在成为全球网络社会上最大的问题，这种侵害非常隐秘，以至于麻省理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塔斯·费罗斯认为，互联网上的侵害，比现实社会中的性骚扰更恶劣。底特律的Wayne州立大学对间谍软件的研究曾经列出了六种欺骗行为，显著的有在线广告、改变用户计算机设置和减慢计算机速度，不显著的包括未经许可安装、与合法软件捆绑，以及无法卸载和删除。通过对《2004间谍软件指南》搜集的40种已知间谍软件的用户调查，改变设置被认为是最反感的，它使用户感到失去了对自己私生活的控制权。未经许可安装居第二位，与合法软件捆绑行为是第三位，因为它破坏了用户对软件厂商的信任。
当网络遭遇流氓：一个“网络流氓”的自白
“我们在被流氓软件信息强奸”，《行业标准》杂志非常重视互联网时代的道德重建，但是这种“信息强奸”却已经形成了一股默认的全球网络商业规则。实际上，在目前全球的“流氓软件”背后，存在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免费软件的开发者需要经费来维持开发的成本，于是往往允许“流氓软件”寄生在其开发的软件中，并收取一定费用。美国曾有一家180 Solutions公司，将间谍软件n-CASE与流行的免费软件捆绑，据称到2003年底就有2100万台电脑安装了这个在用户上网时能弹出相应广告的间谍软件。到2003年9月，被n-CASE引导到Dell.com的消费者就购买了近400万美元的戴尔电脑，180 Solutions获得超过10万美元的中介费，免费软件开发者也从中分得4万美元。
国内杀毒软件企业瑞星实际上成为了国内封杀“流氓软件”的主导者。其实所有的反病毒厂商都面临一个共同的行业压力，当不堪“流氓软件”烦扰的用户求助时，如果不能解决，很可能用户就不用你的杀毒软件了。要知道2004年具备反间谍功能的套装软件销售额仅为850万美元，而预计2005年，这个数字将增长500%以上。Radicati集团的报告预测:安装反间谍件工具的用户数量，将由2005年的1600万增长到2009年的5.4亿，未来4年内，反间谍软件工具的销售收入也将由1.03亿美元增长至10亿美元。
在这场因为“上网助手”而引发的互联网风波之后，其实最令人担心的还是“流氓软件”何以泛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软件业内人士在采访中向记者倾诉道:“流氓软件的出现是一个悖论，首先互联网是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行业，不光主管部门的管理手段必然滞后，连很多概念也是在既成事实当中总结出来的。从商业秩序的角度来说，在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在网络淘金的利益面前，道德的底线其实很低，很可能谁的底子都不干净，大家都感到好人难做，不作恶就活不下去，因为你不做别人会做。而用户认识水平，维权意识低，法制不健全，都为‘流氓软件’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缺少道德约束的信息时代
对于“流氓软件”的痛恨，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主任张健就表示，网络警察和信息安全保护部门已经把对美国概念的“间谍软件”监测纳入对杀毒软件的检测标准之中。然而国内互联网上反“流氓软件”似乎仍然任重道远，从法规上似乎仍然对“流氓软件”束手无策，大量自认为不太需要品牌形象的小企业和个人，仍然难免不受杀鸡取卵的流氓做法诱惑。《垃圾时代》的作者乔姆斯早在1998年就已经预言到了，在他看来，未来“间谍软件”同病毒和垃圾邮件一样将长期存在。信息时代的道德约束在50年内似乎无法可循。
早在2004年3月初，美国犹他州就通过了《间谍软件控制法案》，禁止监视并发送用户信息、向第三方发送个人信息、安装未经许可就出现弹出式广告的软件。但广告软件公司WhenU以该法案威胁言论自由、非法阻碍公司业务为由提起上诉。该法案还禁止与用户访问的网站内容无关的广告显示工具，招致包括美国在线、eBay和微软等企业的“互联网联盟”的异议。不过WhenU主张自己不违法的首要依据，就是软件使用协议已经告知用户的数据将会用于广告目的，但长达20页的使用协议根本没有几个用户会耐心察看，这种延续自微软20世纪80年代的软件法律声名，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文字游戏。难怪同年4月19日，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间谍软件研讨会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6点，仍然没有讨论出清楚的概念。
反间谍与双重间谍
面对道德约束的无力，越来越多的法律方式试图干涉这场隐秘的侵犯。从2005年开始正式生效的加州《保护消费者反间谍软件法》就已经规定:企业或网站必须声明是否会在用户的电脑中安装“间谍软件”，并禁止安装能控制他人电脑、搜集个人信息的“间谍软件”，非法安装者可能被处以巨额罚款，受害的消费者有权索赔1000美元。法律手段的核心是明确告知和保障用户的自由选择权，但“流氓软件”的标准并不是非黑即白，不同厂商有不同的鉴别方式，比较严谨的如美国赛门铁克（Symantec）公司采取的“风险影响模型”，就是综合能否让用户自由选择删除等多种行为因素来判定。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传送信息的最终结果是否带有恶意来判定，但是否有“恶意”只能通过人的智力和直觉来判断，计算机软件是很难区分的。因而“流氓软件”的名单时常变化，微软的Windows AntiSpyware和美国的McAfee反间谍软件都将3721定义成间谍软件，赛门铁克的Antivirs今年也曾把它列为间谍软件，俄罗斯的杀毒软件Kaspersky曾将其列为间谍软件，后来又改为广告软件。目前美国“反间谍软件科技厂商公会”正试图建立一个标准定义，分清间谍软件、广告软件和病毒的区别，同时对不希望公司软件受到阻断的厂商提出最佳的建议。
现在，反“流氓软件”也遵循着反病毒模式:由第三方汇集大量用户的经验、知识和发现，以及新恶意软件的调查报告，维持一个经常更新的反恶意扫描工具，来检查任何用户系统，发现已知的恶意软件的迹象。真正的解决方法可能还是类似于垃圾邮件问题的最终解决。软件发行商将被列为“可信”、“不可信”或“未知”，操作系统对下载的软件先通过白名单、灰名单和黑名单过滤一遍，是否执行将通过软件每一部分的发行商加密验证来控制，这个过程可以在软件还未启动之前就进行，就像现在Windows XP的Service Pack 2一样。同时，借鉴电子邮件实时黑名单（RBL）方法，即一个已知恶意软件作者的名单，并不断更新。
当然，如果最终还是必须由用户决定是否信任和运行一个未签名的程序，不光繁琐，而且是“菜鸟”的噩梦，这在现在的某些防火墙软件中已经显现。另外还是有很多方法绕过这些测试，所以操作系统还需要安全加固。无论如何，对垃圾邮件的控制的确加强了邮件系统反病毒扩散的能力，反“流氓软件”能阻止大部分骚扰，也就很不错了。另一个难以处理的现象是“双重间谍”，有的软件打着删除间谍软件的名义，实际上本身就是间谍软件。对那些本身就靠广告软件获利的企业，它们加入反间谍联盟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清晰的定义，把自己的软件划分到被清除的范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