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4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4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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